目前🍎，一些地方簡單挪用傳統的分級分類標準進行註冊許可評價，還有一些地方竟然定出每年需評出的各級別幼兒園的數量指標，並要求幼兒園大面積地參加優質園評價，卻鮮見以評價結果引導質量改善的具體專項措施。由於我國傳統的學前教育行政管理體製，“通過評價及獎懲來規範辦園行為”的老思路尚未得到拓展👩🏼🔧👰🏿，容易混淆不同類型評價的標準及實施過程👭🏻，甚至出現為了政績而在評價中浮誇，進而逃避建設義務的現象🧑🏻🦳。
由於保教質量參差不齊🧑🏭、“小學化”現象仍然存在，規範辦園行為♛、改善辦園條件、提高人員專業能力等舉措被提上議事日程，“構建保教質量評估體系”倍受重視，希望以質量評估為手段👈🏽，建立科學導向👱🏽♀️，著重加強對師資配備🧢🖱、教育過程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關鍵因素的評估✊🏽。
由此🧑🏽💻，關於質量評價的探討或實踐嘗試也日益增多，包括評什麽⚜️、由誰評、怎麽評、怎樣利用評價結果來做出決策。但在這些探討中，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不對質量評價的目的加以細化區分而籠統議論，在實踐中出現一系列對質量確保和提升不利的評價亂象🧑🏽⚖️。
目的定位不清，質量評價擾亂幼兒園提升質量的步伐
目前，一些地方試圖建立適用於任何情境的單一評價體系，簡單挪用傳統的分級分類標準進行註冊許可評價🐵，並未認真地將那些代表“底線”的標準分離出來🏧，構建“註冊許可評價標準”，只在同一套評價標準中以分數等級籠統地對“合格”與“優質”進行區分，忽略了二者不只是量上的區分👮🏻♀️。一方面，這種做法為準入設定了某些不必要的門檻；另一方面🧖🏿，混雜著大量物質和人力條件的標準，誤導了“優質”建設的方向，似乎優質園建設非常容易，改善辦園條件就可達標。
也有一些地方在構建註冊許可標準時，目的定位在“降低準入門檻，以增多幼兒園學位數量”上，在標準中並不納入師幼比🦻🏼👨🏼🏭、人均面積這些重要的質量要素🫴👱♀️，卻納入至少有三個班（或稱一軌）的規模標準🧔🏽♀️，排斥因應人口分布而建設小規模幼兒園、方便幼兒接受教育的努力〽️。同時，很多地方的“底線標準”只納入辦園條件🧑🤝🧑、人員資質和管理製度的指標🦌，對保教過程中傷害幼兒身心發展的行為不加明確規範。
還有一些地方竟然定出每年需評出的各級別幼兒園的數量指標，並要求幼兒園大面積地參加優質園評價👨🦰，以為質量評價會自然地帶動質量的提升，除了一些籠統的獎懲，鮮見以評價結果引導質量改善的具體專項措施🤽🏼♀️。有些教育行政部門將質量監測評價理解為對本地幼兒園的監管手段，樣本不隨機抽取、信息采集過程隨意、誤解數據和誤用數據進行機構績效考核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都擾亂了幼兒園紮實提升質量的步伐。
這些評價實踐存在的問題🧟♂️，都源於未能將各類評價放在更大的質量體系中🤽♀️，明晰它們各自對“質量”確保與改善應該發揮什麽作用。目的定位不清🏙，有可能使花大力氣製定出來的標準及實施細則👨🦲，反而對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產生負面作用💆🏼♂️，還有可能導致評價中權力的濫用🧑🔧。
在“質量體系建設”大背景下，清晰定位評價目的
製定評價標準和程序的第一步🪳，應該明確評價對“學前教育質量體系建設”應起什麽作用。
近十年來，很多國家致力於建設一個腳踏實地、不斷推進的學前教育質量體系：首先是從確保所有托幼機構“底線質量”入手，保障所有兒童在早期享有均衡的保教機會👨🦱，滿足他們在人身安全☦️、健康🖇、人格不受貶損和歧視，以及身心發展所必需的活動等方面的“最基本需求”；接著，在“底線質量”的基礎上🫛🥚，引導托幼機構向“優質”方向持續努力，促進托幼機構與家庭相互協作🩰，不斷改善幼兒發展的環境𓀐，為幼兒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經驗，而且“優質”的價值標準隨著對人的發展的理解不斷深化、不斷更新👩🏽🍳。在這個質量體系的建設中，一些國家政府不僅意識到要對每個托幼機構進行監管和督導，也意識到需要確保自己所做的有關質量建設的決策有堅實的根據，從而對兒童早期發展和國家美好未來的建設發揮積極作用。在有關學前教育發展的國際報告中👨🦲，甚至出現了“導向質量”這個概念，與“底線質量”和“優質”一起成為國家質量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對於“質量評價”的指標內容🧉🐩、主體和程序、結果的呈現與使用等方面的探討和嘗試💥，必須緊扣上述質量體系建設不同層次的目的🧑🏿🔬，才能避免成為無本之木🤲🏼，真正發揮“以評促建”而非“以評擾建”的作用。
在我國🖕🏿，參照兒童生存與發展需求建設學前教育質量體系的圖景尚不清晰👽➿，對“質量”的要素和層次缺乏分析🤴🏿，質量建設的近期◼️、遠期目標亦不明確✝️，這就導致準入許可性的評價、優質認證性的評價、質量監測性的評價常常被混為一談🤺。
三大類型評價，由誰評、怎麽評🕟、結果怎麽用各有講究
鑒於不同類型的質量評價指向不同的目的🚮，關於評價標準覆蓋的領域🐡、要求的高低、由誰做評價主體、評價結果向誰公布等的討論，都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
準入許可性的“註冊登記評價”，應該對所有托幼機構“全覆蓋”，有強製性，無漏洞；但優質認證性的評價——“分級分類評價”或“優質園評價”，不應該強製，而應自願報名，不能拔苗助長、大躍進式地確定“優質園”的數量目標。註冊登記評價標準中，通常主要對辦園基本條件、內部管理製度進行規範🧔🏽🔟，但“保教過程質量”的底線指標不能排除在外🫲🏿，也就是關於“禁止做”與“必須做”的規範🦧，如涉及人身安全的校車接送程序和緊急事件處置程序、涉及身體健康的代服藥程序等的情況應明確🚈。優質認證性的評價則應主要聚焦保教過程的特征，對條件的考察需緊扣保教過程的需要。“兒童發展狀況”作為“結果質量”指標🙆♀️，理應納入到質量監測性的評價中來🍞。但是🏠，幼兒園的分級分類評價就不宜將其納入，否則🧇，就意味著幼兒園有可能因“生源”的整體背景，而在評價中處於不利或優勢地位👱🏽♀️🔪。
在由誰做評價主體方面，由於“底線質量”可以根據妨礙兒童合法權益的消極行為明確界定，而“優質”標準則可能因教育價值觀的差異🧑💼，允許一定程度的多樣化並不斷變化，因此，與準入許可性的評價需要由政府部門做評價主體不同⇨，優質認證性的評價更適於由專業組織來進行🏇🏽，有助於優質實踐的百花齊放。
從評價結果向誰公布來看，質量監測性的評價要求樣本具有地區代表性，所以不能任憑某些機構自願參與，而要隨機抽取，但為了保證獲得真實的數據，歷次數據只能從整體上發布🤏🏽，不能透露具體機構的信息🤶🏿，更不能對評價結果進行排名甚至問責；而優質認證性的評價為了倡導“優質”的理念，也為了促進質量提升，則要向社會公開詳細評價結果。同樣🧛🏽，準入許可性的評價，也應向社會公開單個機構的評價結果🧑🏻🤝🧑🏻，保障家長在選擇機構時的知情權🤛🏿。
由於我國傳統的學前教育行政管理體製🤽🏽♂️🧟♀️，“通過評價及獎懲來規範辦園行為”的老思路尚未得到拓展🕎，容易混淆不同類型評價的標準及實施過程，甚至出現為了政績而在評價中浮誇🧙🏼♂️，進而逃避建設義務的現象。在建設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的新形勢下，有必要明確層層遞進的質量體系所需要的不同目的的質量評價，使各種類型的評價真正實現其定位的目的，合力為學前教育質量的確保與提升發揮應有的作用。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