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和財政部剛剛公布了研究生助學金和學業獎學金標準🧙🏽。這個標準讓不少人有些發懵🤜🏽：一方面說研究生要全面收費🧖♂️🧑🏻🌾，另一方面又出臺相應的獎助政策🤦♂️。還是一部分人交錢，一部分人免費，這不是換湯不換藥麽☮️？
不過🫶🏿，在出錢的財政部看來👨🏿🔧，這完全是兩碼事。盡管不少人讀研花的錢可能跟原來差不多🚵🏿🙍🏼♀️，但是性質完全變了。
無論是收費𓀗，還是獎助政策，都只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一個經濟杠桿🧝。
在其背後，是各種新機製的建立👦🏿⭐️。上個月召開的全國研究生教育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部長助理余蔚平對此作出了解釋：完善財政撥款製度，不是簡單地增加政府投入，而是重在健全政府投入機製♔🐖；完善獎助政策體系🔲，不是簡單地增加資助經費，而是重在健全激勵機製；建立健全收費製度🕡，不是簡單地向學生收費，而是重在健全成本分擔機製🤷🏿♀️🚒。
2012年，這種撥款機製的改革就已經開始。這一年4️⃣，中央財政對納入全國研究生招生計劃的中央高校全日製研究生（委托培養研究生除外）安排生均綜合定額撥款♧。
在不少教育經濟學家看來，不管中央財政對研究生教育撥付的金額增多還是減少🧏🏿♀️🧑🦲，上述改革都在釋放一種信號：政府用製度的形式，決定把錢花在合適的地方。
而在計劃經濟時代，財政被戲稱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政府到底是怎麽決定投入的，還多少有些“說不清道不明”。教育經濟學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善邁記得很清楚，“文革”結束後，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舉辦講座，請國務院經濟口的部委領導講各自的情況。聽了兩周，王善邁總結🪴，所有部長的講話都是一個思路：一是部門很重要；二是貢獻大🫃🏻👩🏽；三是設備陳舊；四是政府要掏錢🙅🏻♀️。
“各個部門都在爭奪財政經費和公共資源🕗。你重要，我比你更重要👩🏫🔝。”王善邁說。
他也曾經問過數位歷任的財政部副部長👨🏻✈️🫲🏻：我們的經費分配原則到底是怎麽製定的？可是沒有人能說清楚。
中國公共財政決策史上著名且有爭議的4%，就是一個科學分配經費的案例🔧。1983年中央政治局下達任務，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經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多大比例比較合適。厲以寧和王善邁等十多位資深教育經濟專家組成的課題組歷時兩年研究得出結論：同等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政府的教育支出應占GDP的一定比例。按照鄧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00～1000美元標準和當時的實際匯率計算，到2000年中國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應該是3.87%。
經過反復研究，中央政治局決定，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達到4%🖥，並將這一決定最終寫入了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可是，當時的經濟情況與美好的願景有差距。
在財政部工作了20來年的財政部教科文司司長趙路直言：過去的財力不行。他說，1993年全國的財政收入有3000多億元😤，很大一部分用在經濟建設領域✴️👨🏻⚖️，教育投入並不多。直到1998年，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更多的投入用於民生，教育投入的窘況才有所緩解。
而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教育條件的改善首先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以“211”和“985”工程為例🤷🏻♂️，一批高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辦學水平也有所上升。
“中國改革開放一段時間以來，因涉及科技發展和技術創新，對高等教育比較重視🤾🏼，給高等教育的錢也多一些。”王善邁解釋🧑🧒。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先重點發展初等教育👨👨👧，然後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如果初等和中等教育不發達，高等教育也沒有辦法發展🧑🏿🦳。”他從教育發展的角度詮釋道。
當時教育財政支出相當具有“中國特色”：以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劃分的三級教育體製中，形成了獨特的“高重心”型教育財政支出的結構🤾🏽♂️◼️。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缺位🌽，直接導致農村教育農民辦。換一句話說🫎🦹🏽♂️，農村教育經費嚴重短缺。
時隔多年，王善邁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在一個貧困地區觀看的一堂讓人心酸的觀摩課，課後抓了一個“小偷”——因為公用經費不足🐳，一位參加觀摩的老師“偷”了課上的粉筆❓。
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強烈反差讓來自高校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坐不住了👩🏼🍳。本世紀初🧑🏻🦼，連續幾年的兩會上👊，一些來自高校的代表和委員紛紛呼籲政府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
2000年後這種狀況逐漸得到改善，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成了近幾年教育投入的“重頭戲”💂🏻♀️。
在2012年的兩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鄭重宣布，2012年，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標終於實現。
趙路算了一筆賬，2012年在整個教育的財政支出中🍂🧑🔬，義務教育占到了52%。
“過去扭曲的三級教育分配結構正趨向合理👨🏽💻。”王善邁說，重心終於下移💆🏼，更“低級別”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成了主角👑。
更重要的是，政府終於慢慢學會“該管什麽，不該管什麽”。以教育為例，“義務教育的投入基本是財政投入，它是政府負全責😸，財政全額保障7️⃣，非義務教育階段則實行成本分擔機製🦹🏿♀️。”趙路說。
不過，新的難題又出現了🟨。在趙路看來，某種程度上，用好管好資金的任務比實現4%還難🚛。
用好管好是什麽概念🧑🏿🎨？對此，教育界已經達成了共識💲：就是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而教育讓人民滿意並不容易。
以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擇校問題為例。一位著名教育學家在10年前啟動了一項關於初中一年級學生入學方式的結構和家庭背景的調查。他找到部分認識的學校校長🧞，希望提供3年之內的初一學生入學方式結構和家庭背景資料，並表示可以匿去學校的名字。結果沒有一位校長同意自己的學校接受調查。
沒有辦法👨🏼，這位教育學家只能動用自己的學生資源，“強製”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也是一所學校的校長參與調查🦬。最後的結果是：就近入學的學生不到30%🎅🦵🏻。
究其原因，這位專家說，以縣為單位，同級學校之間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導致教育質量嚴重不均衡🏌🏿♀️。盡管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小學生就近免試升入初中，可實際上很難操作。為了讓孩子上好學校，家長們用盡渾身力氣。擇校問題應運而生，金錢和權力的擇校又引發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共識就是必須實現教育均衡。“把各種資源配置真正地向‘低處’傾斜🍛。”這位專家說👩🏿🔬，他所謂的低處就是貧困地區的薄弱學校。
在今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明確提出🫂，今後要在保證教育經費持續穩定增長和用好管好上下功夫，要優化經費投入結構，合理確定教育經費投入比例，專項經費要公開分配辦法🧛🧙🏻♂️，強化政策導向，堅持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
為提高有限經費的使用效率，北京大學教授👷🏽♀️、教育經濟學家閔維方建議，按照國際的經驗👨🏽💼💁🏼♂️，建立反映教育成本行為的撥款公式，在分配過程中加入效率激勵機製。
還是以研究生培養機製改革為例，財政部部長助理余蔚平明確指出🧛🏽♂️，在擴大撥款範圍、提高撥款標準的基礎上，將同步建立研究生教育績效撥款機製🤷🏻，將撥款與研究生培養質量👲🏻、科研水平等掛鉤，強化追蹤問效。
對中國教育來說🧗♀️，這並不容易。但是，中國的教育已經在講投入產出比了🍫。（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