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公布的某計劃名單中🈸，現任行政領導占總人數的75%，而剩下的近70人中，有10多人曾經擔任行政職務。人大代表憂心—— “我一直想不清楚，當官之後，怎麽有那麽多人，有了更多時間搞科研🤘🏽？”江南大學副校長王武代表坦言，“這中間恐怕會有大問題。”
“兩會”之前，有媒體統計，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某項計劃172個項目中，前兩年的預算安排和2009年立項的107個項目後3年預算安排中👈，現任行政領導近210人，占總人數的75%。在剩下的近70人中，有10多位研究人員曾擔任行政職務🚛。
“當官之後搞科研👨🏻🔧，恐怕不只炫耀學問這樣簡單。”王武舉例分析，“在2009年增選的院士名單中，中國科學院新增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管理者🍵；中國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都是帶‘長’的人物😉。”我見到聽過很多這樣的事，一些單位在推選重大課題評審專家時，優先考慮的是主要行政領導。”
不僅是高校和院所🙂↔️，企業同樣存在“官帽子”承擔國家科研項目的現象。
“在該計劃的參與名單中🏊♀️🙌🏿，高校院所的領導之外🧑🏻🦲，總裁、副總裁🈸、總經理，也不在少數。”南京三樂公司研發中心設計師汪春耘代表認為，“這麽多‘官’🧗♀️，湧入科研項目，是對學術和科研的不尊重👩🎨。很多‘官’🖕🏼，會因為他們的帽子，讓埋頭做學問的專家‘黯然失色’。”
“他們能不累嗎𓀍？既要帶領中國大學沖擊世界一流，還要親自沖鋒陷陣，帶領中國科技攀登世界高峰。”有從事科研工作的網友這樣調侃。
在現實生活中👩🍳，政府部門對該計劃首席科學家有著嚴格限定，人數一般為1人，一般需保證70%的時間投入科研項目。對於當官後有沒有時間搞科研的問題，汪春耘講起了自己的故事：“前幾年，公司領導提拔我當研發中心負責人🥂。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腦子不夠用🤷🏻♀️，常常在冥思苦想一個課題時，一個電話過來，讓我去開會。就像腦筋急轉彎一樣，你得馬上把自己的思維從課題裏拔出來🚴🏽♂️，從另一個角度想問題。”
為了專心搞科研，汪春耘辭掉了行政職務🕘。這段經歷讓汪春耘更加質疑：“我作為一個小小的研發中心的負責人，都沒空搞科研🧚🏽♀️，那些每天要處理各項事務的大學校長👨🏿🌾、公司老總，他們的科研時間從哪裏來🤴🏻？”
在王武看來，“官帽子”搞科研，表明了行政權力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學術資源的分配📽，“從立項到結題，再到報獎，學術研究都體現出行政力量的運作”，只要是有了一官半職🪂，就可以堂而皇之把自己的大名署在科研者的第一位🤞🏿，而後資金🚴🏿、項目、榮譽隨之而來🎾，“這樣一來🏃♀️，可能會形成行政權力和利益交換的鏈條。”
“‘官’‘研’不分，導致管理做不好，學問做不深🤙🏽。行政化、官本位向教育🐕、科研界蔓延，往往會加深學術浮躁🧗🏻♀️、急功近利。這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科技創新。近年來，國家科研經費不斷增加，但有原創價值的科研成果不多。”汪春耘認為🤹🏻♂️🏊🏼♀️，“今後，申報科研項目，一定要嚴格把關，少點官員，多點堅持創新的科研人員🌋⚂。”按照汪春耘的觀點🔎，權力通吃👨🏼🦰🖐🏼，吃掉一切，只是吃掉之後，所有被吃的領域，就只剩下官帽子了。（科技日報👰🏿♂️；記者 韓義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