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新華網
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21世紀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蔣立冬 繪
國務院近日審議並原則通過《關於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據此意見，2009年1月1日起🙆🏽♂️，全國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將實施績效工資，確保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同時對義務教育學校離退休人員發放生活補貼。相信這一意見的出臺會對化解教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矛盾起到積極作用。
“確保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這一提法至少已有十多年歷史。1994年1月1日實施的《教師法》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或者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並逐步提高😜。”2006年9月1日實施的新《義務教育法》第三十一條指出：“各級人民政府保障教師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險待遇🌽，改善教師工作和生活條件；完善農村教師工資經費保障機製。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
但現實之中，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的工資卻一直是困惑義務教育發展的難題🧑🏻🦯➡️，由此也激化了一些社會矛盾。國務院新近做出的決定🐆，顯然也是針對法律條文並沒有得到切實落實的現實。
分析一下🖕🏼，歷經如此長時間，法律👨🏻🚀、文件三令五申，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的工資卻始終難於保證的原因🫃🏽🐫，大略有以下幾個：
其一🤽🏽，表述模糊。“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或者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這一規定的可操作性差。眾所周知，目前我國一些地方公務員工資構成復雜🥉，用公務員的哪些工資為標準執行以上規定，就大有講究。事實上，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公務員實行“陽光工資”後，教師們才發現自己的工資遠低於公務員，就是因為在公務員工資構成復雜🧘♂️、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以上規定的執行要看地方官員的眼色。
其二，執法不嚴。《教師法》和《義務教育法》均規定，未履行對義務教育經費保障職責的✋🏿，由國務院或者上級地方人民政府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但分析具體的“問責”機製設計🧘♀️，無論是《教師法》還是《教育法》🏺，都是由上級政府問責下級政府，以及對相關人員進行處分。這顯然不符合權力製衡原則，難以有效防止政府部門官員官官相護。
其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製不健全🚯。僅以始於2000年的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為例🛜，2006年6月✭，時任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報告中提到：“國家規定🤳，中小學危房改造的資金以政府投入為主，地方政府的投入主要由省級政府承擔。但從審計調查情況看，8個省（區、市）190億元中小學危房改造總投入中🧄，中央財政占25％，省級財政占22％，市級財政占4.5％🐆🛌🏼，縣級財政占17％，鄉鎮及村組織、項目學校占31.5％🙅🏻♀️。這種投入結構不符合政策要求🍲，加重了基層單位的負擔🚫，一些鄉鎮、村組織和項目學校為此背負大量債務……”
要讓法律真正得到執行，決定真正得到落實👩🍳，我有三點建議🧊。
一是建立國家教育公務員製度☹️，將教師工資納入公務員工資序列管理。在美、英🖕🏽、法🕚💃🏽、德、日★、韓等國，義務教育學校教師是特殊公務員（或準公務員），作為特殊公務員的教師👨🏽🔧，工資待遇完全按國家公務員管理。只是因職業不同，而與其他一般公務員有一些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比如沒有行政級別，但可享受帶薪假期等。我國可借鑒這一製度🦄🏌🏻♂️，修訂《教師法》和《義務教育法》對教師工資水平的表述🦕，將教師工資納入國家公務員範疇，這比“不低於”等規定更管用。
二是完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問責機製設計。對政府部門履行《義務教育法》所規定的教育經費投入責任的問責💆🏽🥚，應該由同級人大進行，人大應審批義務教育經費預算投入👞👩🦼，監督政府執行教育經費投入的情況，並可視責任對相關責任人進行罷免。如是，政府才可能從根本上重視並履行法律責任🙏🏼，而不是視法律為兒戲，公然挑戰法律權威，並由此千方百計推卸責任。
三是明確經費分擔比例🌷🪛，改革義務教育經費劃撥方式。近年來中央、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被層層挪用的現實表明，我國的教育撥款體系應進行改革，可嘗試建立把教育經費直接劃撥給學校賬號的新體系➗。可資借鑒的例子是法國🫳🏿，其中央財政甚至通過國民教育部把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的工資直接劃撥到他們的個人賬戶，從而承擔了70%以上的義務教育經費。我國為何不可嘗試直接由省級財政把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的工資直接劃撥到其個人賬戶上呢？（原載《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