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北網
12月15日🧑🏻🦯➡️，中國社科院舉行“2009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與會專家指出👮🏻♂️，預計2008年大學畢業生560萬左右😺，估計到年底的時候，會有150萬人難以找到工作 🦋。2009年，中國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明年的調查失業率有可能超過9.4%，將是官方登記失業率的兩倍。繼國有企業改革導致下崗工作的再就業危機後，大學生群體成為了中國新的就業困難戶🤾🏼♀️。
各方輿論認為，大學生就業難，1999年以來的大學瘋狂擴招難逃其咎；也有評論者認為，中國高校20%的毛入學率比起一些發達國家，比起周邊的一些新興的工業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擴招大方向是沒錯的。
研究經濟的專家指出，就業之困在於城市化率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中國社會短時間內承擔不了擴招之後龐大的大學生群體。
基於這樣的結構性矛盾的不可調和，又有人指出，大學生到農村基層就業🧜🏽♂️，才是解決就業困局的策略。但大學生的下鄉之路🎂，真的是化解就業困境的良方嗎🤸♂️？本期專題時代周報記者試圖和您一起尋求答案。
擴招之後
本報記者 高興翔 發自北京
12月12-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到遼寧考察工作。在沈陽人力資源市場大廳裏，胡錦濤向前來參加大學生專場招聘洽談會的大學生詢問求職情況🧑🏼🍼，對經濟危機下的大學生就業表示了關切🈶。
歷經9年的高速增長🫅🏿，我國高等教育逐步顯露出“就業危機”。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形勢下👩🏿💼👩🏿🎓，大學生們與那些滯銷的出口商品🍪、停業待工的農民工一起♿️，在這個全球性的寒冬裏瑟縮著，等待著買家的挑撿💪🏽。大學生與工人甚至農民工，天之驕子與藍領🦹♀️，在產業鏈的新一輪調整中均淪為弱勢群體。
很多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大學生就業難是個簡單的供需關系問題🏄🏼。按照這個邏輯推理，始於1999年的高校擴招打開了就業危機的潘多拉魔盒👨🚒。
1993年到1998年的6年間⚇，我國的普通高等學校（包括本科與專科）每年的招生人數從92.4萬增加到108.4萬，年均增長2.8%。1999年，高校招生人數卻驟增至275萬人🧀。這9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在以每年12%的速度激增🤚🏻。預計“十一五”期間，我國的畢業生總量將達到2600萬。
據測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能拉動經濟增長3％，而據有關部門統計⏫，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增加70萬-12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城市化率在85%-90%之間，日本城市化率是90%😺，中國香港是100%♣️✫，歐洲是90%。正因如此🦸🏿♂️，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即便毛入學率高、畢業生多🧥，也不會出現較為嚴重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而當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卻還比較低（目前是38%左右），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從這點來看💈，即使中國高校毛入學率只有20%👨🏻🦱，與城市化率相比，仍是兩個不能相協調的數字🍄。
“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是🐸，隨著各部委分頭管理高校模式的逐漸消失，高校培養與行業🧓🏽、產業間的對應關系日益薄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儲朝暉研究員說。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9歲的教育產業化嘗試開始學會考慮市場的因素🐛。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要求各級政府“面向基層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在純粹市場化嘗試失利的情況下🫴🏼，政府開始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嘗試用行政、財政的手段，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解決就業難題🈂️。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和鼓勵自主創業，成為最時新的兩種思路。
儲朝暉認為，農村地區的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也面臨著人員“有出無進”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崗位♤。
“對於大學生來說，基層就業是一個成長的機會🧑🏿🦲，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能夠在社會成員流動中起到文化交換的作用🕯👁，”儲朝暉說♝。
大學生的村官路
北京平谷區，大興莊鎮🚲🧙🏽。
“村長助理”王強站在順平公路的岔口處，不時地跺跺腳，活動一下有些僵硬的腿腳🏄🏻♂️。偶爾有村民經過🔆，都會停下來跟這位新上任的村幹部寒暄幾句。他只是訕訕地笑笑，卻不知道該怎樣稱呼對方。
這是他的老問題了👩🏿🎨。平時，如何稱呼那些共事的村幹部就讓他撓頭不已，“按年齡算，應該叫叔叔，但同事之間似乎更應該直呼其名。”
被動“下鄉運動”
王強的正式職務是村委員會主任助理，任期3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錄入村委的文檔👍，還要負責教村民一些簡單的電腦知識。
村裏的幹部多數由中年人充任💚。他們的年齡大多在45歲上下🪄，基本是中學學歷。站在這個行列裏🧏♀️，大學生王強顯得很紮眼。
“來這裏之前，我權衡了很長時間”，他說。
王強喜歡自嘲為“第二代知青”。在他看來👷🏼♂️🥊，自己從“生於城市🐡、長於城市”到做了村官，跟建國初期的上山下鄉運動頗有幾分相似。同樣類似的🟢，還有那句著名的“到農村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傳口號。
與當年的知青不同的是，在日趨緊張的就業壓力下，這輪“下鄉運動”顯然是大學生的一種被動選擇🙆🏼♀️⚓️。
不過，政策的製定者們更喜歡引用梁漱溟說過的那句🤟🏻，“鄉村建設運動實是圖謀中國社會積極建設的運動🈚️。”在他們的設計裏🍕，基層就業的大學生像撒進土壤裏的種子，長出的將是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碩果🤦♂️🚅。
在王強看來🚠，所謂的“鄉村建設”是一個距離自己很遙遠的理想宏圖👼🏼，他所能夠奢望的👩🏽🚒，僅僅是基層工作經驗能夠幫助他順利地在合適的時機轉為城裏的公務員。
難以復製的“北京模式”
刨去每月230元的保險費用，王強每月的收入在1800元左右🦔。這比北京市區中小企業給的報酬略低一些。不過對他來說，能解決北京戶口是個更大的誘惑🖐。
讀了4年的金融專業🚂，王強一直希望能夠進入銀行工作。但對他來說🐕🦺，北京戶口是一道很難逾越的坎兒🛝。直到畢業前兩個月👰🏼♀️，他報名參加了北京市選拔畢業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的考試🫸。
今年7月，總計3095名大學生被北京市“村村有大學生計劃”錄用，成為新鮮出爐的村官✉️。王強僅僅是其中普通的一個。
根據人事部統計，我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財政供養人員有4000多萬🔛。因自然減員等因素👩🏿🎓，全國每年須補充100萬-150萬名基層幹部，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縣🔃⛹🏽♂️、鄉兩級💆♀️。
“若無有效的政策引導🩱，大學生下不去⛹🏽，既不能緩解就業壓力🥷🏻，又不能製止縣、鄉兩級繼續招用低層次人員，‘人多沒事幹，事多沒人幹’的狀況將會繼續存在🥁，基層幹部隊伍的結構也無法改善”，原人事部副部長陳存根說🧥。
依照中組部的規劃，從今年開始，政府將在5年的時間裏分批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莊任職👩🏻🏫。北京市顯然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自2006年以來，該市共招募了8100多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任職，基本實現了“每村有兩名大學生”的目標。
但顯而易見的是👫🏼，“北京模式”的成功，更多在於北京戶口以及未來就近升遷的極大誘惑力，對於非中心城市的基層來說🧑🏿🍳，並不具備可復製的條件。
基層就業的製度出口
在巨大的就業壓力之下，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工作🧔🏿♀️，仍然是中央各相關部門不約而同的共識。
近年來🧑🏿🌾，團中央🍟、原人事部、教育部和中組部分別牽頭出臺了各自的就業計劃。參與這些計劃的大學生可以得到每月600至1200元的生活補貼，並在報考研究生和公務員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優惠政策。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的一位官員估計，“現有的國家計劃總規模在10萬至20萬人之間。”
此外🤸，各地實施的地方專項就業計劃合計達到48種👳🏻♀️🤦🏿♂️。
有人試圖改變這種“多部門、多項目”的工作格局🛐。2006年11月😊，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部際聯席會上，陳存根提出🐅，鑒於多個計劃工作內容基本相近，重點工作時段也大體一致，各項目缺乏統一規劃、統一安排👨🏻🦼➡️🐦🔥，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各類專項計劃的整體規劃。他建議在適當的時候🛃，由中央有關部門將這幾個項目統籌為一個項目🧎♂️，製定統一的政策🤼。
擔任人事部副部長的1年多時間裏☎️，陳存根敦促人事部相關司局撰寫了“一攬子”計劃，希望在5年內推動百萬大學生到農村基層就業👷♂️。但隨著他調任重慶市組織部部長，“一攬子”計劃逐漸被擱淺下來🏆。
一位參與相關文件寫作的成員評價說👨🎓，“政府推動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最大難點在於編製。”現行的基層就業計劃大多集中在支農💁🏿♂️、支教💧、支醫等領域🧑🏿💼，都屬於傳統的事業單位範疇。如果采用“定崗定編”的方式，政府每年要增加以數十萬計的工作人員，就此背上巨大的人員和財政包袱。
“這項工作牽涉到多個部委🦀，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非常大”🥷🏿，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一位處長評價說。
他還透露，明年1月份，中央即將出臺新的促進大學生就業的綱領性文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正在醞釀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擴大基層就業的學生規模，並相應增加財政和政策支持。新計劃將采用周轉編製、規定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定向吸納就業的比例等方式，擴大基層就業大學生的製度出口。
自今年開始，各級公務員考試中開始辟出少量崗位，專門針對基層就業期滿的高校畢業生📛。這對王強等人來說💢，顯然是一個好消息。
（應采訪人要求，王強為化名）
師範生就業困局
本報記者 王鵬 發自蘭州
2008年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壓在白楊樹的樹冠上🦶，一夜間把陶家溝中學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劈成了兩半。陶家溝中學的師生們嚇了一跳：這地方，每年都會有一場大雪🪯，20厘米左右🤺，但從來沒見過冷到能把樹劈開的♠︎。
“實在太冷了！”2008年12月15日9時✡️，剛剛從蘭州市區的家裏回到學校的常鈺香開始了她新一周的第一節英語課👩🏿⚕️。教室裏燃著爐子🎯，不過要把手放在爐桶上才能感覺出一絲熱氣。常鈺香穿著棉衣、圍著圍巾，在講臺上搓著手不停地走來走去👩🏽🍼🚵🏻，“老師上課是不能戴手套的🎷。”
陶家溝的冬天讓她受不了。上班第一年的冬天🧎♀️，她就被凍回了家。“冷得我肚子疼！逃回了家🧏🏽♀️。”從那時候起👱🏼♂️，她的腳就患上了凍瘡🧑🏻🏫，一到冬天就犯🤽🏽♂️🔓。
常鈺香🛬，地道的城裏人，2003年8月，被分配到了這所偏僻的中學🏌🏽♂️。作為第一波擴招後的畢業生👆🏻🧗🏻♂️，常鈺香選擇了服從分配，“那時候找工作已經不太容易了”。
渴望上北大的鄉村教師
“以前我也很嬌氣，但是現在不了。”常鈺香承認🦵🏼，這幾年鄉下的學生教給了她許多東西。“我小時候在城裏上學，天氣太冷了就不願意去了✂️。但現在看到那麽多學生都在教室裏安安靜靜地等待，怎能不去上課？”
不住校的學生上學大都要走上40分鐘的山路，遠一點的要一個多小時。“天冷的時候⛹🏻，這些學生披星戴月地走進教室，頭發上都是冰渣子🧮👨🏿✈️，眉毛上掛著霜。”
6年的鄉村教師生涯，讓常鈺香這個生長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習慣了陶家溝的一切。“城市當然好，但是農村也不可怕🏺。”
陶家溝中學在蘭州市七裏河區最偏僻的鄉下，今年夏天之前🗡🛖，這裏沒有手機信號🥑，也沒有車願意上山來—至今，只要下雨☄️、下雪🧝🏽，依舊沒有車能從大坡上爬上來。“每周回一趟家🧑🏽🎤📆，走40多分鐘到山下🚴🏻♂️🩱，才能坐上車；而每次上山，就需要1個小時。”每次從家裏回來🧵，她還要背上這一周的蔬菜、米面💪🏿👥。
出了校門，除了溝對面的一家農戶🙇🏻♂️，這個學校被完全孤立到了大山深處。2003年的夏天🧔🏼♀️，到達陶家溝一周後🧑🍼，常鈺香回到蘭州的家裏，哭著不願意再回去。
“這裏安靜得害怕。”全校只有一臺電視，並且僅能收到《甘肅文化頻道》一個臺🫢，更沒有網絡。“我們接收外界信息都是靠聽廣播。我不會聊Q，被一起長大的同學笑壞了。”
“晚上批作業✊、備完課就到9點多了，然後看看書👨🏿🎓，和同宿舍的聊聊天🎫，聽聽廣播📸，就到睡覺的時候🎣。”
全校21位教師，20位住校。因為4間宿舍給了住校的學生，20名老師只能擠在6間宿舍裏🤰🏽。“輪流打掃衛生、生爐子……我們的生活和學生時代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這半學期的變化都讓我們這些老師感覺不適應了🏋🏻。”常鈺香笑著說。今年👨🏻🏫，山頂上建了一座手機信號塔🐻❄️，他們的手機終於不再只是一個“玩具”🔫✢。柏油路也鋪過了學校門前，光滑的路面讓老師和學生都很興奮，他們將運動會開到了公路上。曲曲折折的路上，起點一端老師一邊開著手機一邊發令，終點一端的老師則通過手機聽發令槍響並且按下秒表。而剩下的老師就在公路的兩端堵住來往的車輛👵🧔♂️。
“我們還有福利呢？”說到福利，所有在場的老師們都笑了起來。學校種了兩塊地，全部種上了土豆😓，每年每一間宿舍和辦公室都能分到2袋子，今年，一塊地上建起了教室，於是他們每間的福利也只剩下了1袋土豆。土豆豐收後，休息的老師還有一項工作就是在爐子裏烤土豆。“下課了🧔🏽，每位老師能分到半個！”
“19歲到25歲，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6年⚃，就在這裏度過了。”這6年中，常鈺香拒絕家裏人到學校去看她↕️。“怕家裏人看到了心酸。”
2008年12月13日，常鈺香在她的二姨家裏度過，她的二姨家位於蘭州市最繁華的張掖路步行街旁。每次行走在這條街上，她都會感慨：“距離本來不遠💇🏿，而差距為什麽會這麽大！”這位25歲的姑娘很喜歡逛街🤹♂️，在張掖路步行街瘋逛了一整天之後，第二天☕️，她又去了蘭州市的另外一個鬧市中心西站去“買點東西”。她一個月2000元的工資，在山上還花不掉100元。
“逛街只是一時的開心，最讓我自豪的還是學生們喜歡我🍿。”她不斷地想通過學生來證明自己🧗🏼。去年她的一名學生在全國中學生英語能力競賽中得了甘肅賽區的第三名🧏🏽✵。2008年12月14日，她的另一位學生祿海棠也順利進入了決賽，常鈺香親自帶著學生到蘭州市區參加考試👩🏻⚕️。“只有學生才能讓我驕傲🌴！”她喜滋滋地說💸。原本教語文的她因為學校缺少英語老師而改教英語👓。“邊自學邊教學生🤦🏽。”
在學校🤏🏻🧀，耿雪冬老師和史校長是夫妻🤮，其他已婚老師的家屬都在山下。耿雪冬和史校長是2000年畢業來校任教的，2006年他們結為了夫妻👷🏽♂️🔓。
常鈺香說她學不了耿雪冬老師📎。“現在的青年老師中沒有合適的🍪。”常鈺香認為自己已經年齡夠大了，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在這兩年中🥟，經過別人介紹🧑🏼💼，她接觸了十五六位男士。“人家一聽我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就不再和我接觸了。”
常鈺香有自己的夢想：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到北大的圖書館去遨遊書海。為此，她還在繼續努力著💪。
人滿為患的鄉村學校
城裏長大的學生艱難地適應著農村生活，但畢竟過著穩定的生活👇🏼。2008年這場經濟危機的到來，似乎與鄉村生活的關聯並不那麽直接，但師範生張莉卻明顯地感到壓力重重。
“從鄉下來的🧑🏻🔧，又要回到鄉下🔸？”作為西北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的研究生📍🛄，張莉不願意接受這一現實。為了離開偏僻的鄉村，她已經努力了近20年。即使在繁華的廣州找不到歸屬感🧜🏽♂️，她還是寧願繼續忍受煎熬。雖然已經畢業兩年，一向樂觀的她已經開始感嘆物是人非。“人不順利了就被別人看不起🌵，現在我已經和朋友很少聯系了。”
拿著研究生的文憑，張莉卻只能賦閑在家🧗🏼。“無數次面試👩🏼🎓，總是不能夠互相滿意。”
“以我現在的學歷😠，到西北的縣城做一名中學教師正好合適👨🏽🎓。”雖然不願意去，但是張莉還是在給自己尋找最後的退路🧗🏿♀️🤌🏿。她的兩位中學朋友至今不願意回到農村、甚至遠離了西北，一位從福州大學畢業之後，至今飄蕩在北京、沒有工作，另外一位本來在蘭州的郊區有正當工作✫，但還是遠走深圳打工。“我是不可能回到西北去的◀️。”張莉說。
2008年2月15日一覺醒來⚡️🎎，張莉的老鄉🧏🏼♂️，畢業生李凱躺在床上🙇🏽♂️，茫然地望著屋頂，不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裏。為了找一份工作，他早已焦頭爛額🙆，跑了無數場人才交流會🤾🏻♂️，投了數不清的簡歷。“很多單位根本就不讓我留下簡歷。”
剛剛從蘭州商學院畢業的時候👨🏻🏫，他是死活不願到鄉下教書的，而如今，他願意去了♣️，卻沒有學校要他。3個月前，他就到原籍甘肅會寧縣詢問了相關的分配情況🧚🏽♂️，教育局的一位領導說：今年不招人，學校教師都是人滿為患，會寧已經取消了今年教師的招聘計劃👨🏽🎨；一個月前→，他又托人詢問甘肅最偏僻的定西市漳縣🔩，當地一位校長說，現在進一名老師🤹🏽，只有縣長親自批準簽字才行🧛，即使漳縣本地回來的大學生也希望渺茫，外市的根本沒有可能。
縣城中小學人滿為患的同時，鄉村老師卻顯得越來越多。會寧縣梁堡小學最多的時候有學生400多人，如今這個學校只有120名學生🙅🏻🕴🏼，並且一年比一年少。“過了今年這一屆📋，明年就會低於100名🙋♂️。”校長柴富貴說🧘🏽。他們已經將空出來的幾間教室改成了乒乓球室，村子裏的老人們會經常來打球。
“120位學生，12位教師👮♂️，不缺老師🧖🏿♂️。”由於計劃生育👰🏼👅，相鄰村舍的學齡兒童越來越少，這讓柴富貴“教師多了”的壓力越來越重。
李凱每個月的生活費達到千元。但是他不願意回到鄉下的家裏，他和張莉一樣不敢面對鄉親們的詢問。為了填補生活開支，最近李凱通過互聯網做了兩次牛仔褲的生意🧑💼，第一次賺了600多元，第二次被騙🎯。“現在只要有人要，我哪裏都願意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