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少中國人還記得👨🏽⚖️，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中鄉村教師魏敏芝尋找因貧失學學生的影像。今天🏋🏿，無數中國人還記得，2011年11月，中國向世界宣告：中國已全面完成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任務……
這一切↔️，都與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簡稱《決定》）有著密切的因果關聯。
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頒布的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第一個決定，它明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學體製多元化、政府職能與學校辦學自主權、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多元籌資等核心問題⬇️，並由此開啟了一場自上而下的中國教育體製改革大幕。
30年前，中國教育體製改革面臨怎樣的外部形勢？30年來⚰️，中國教育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還有哪些改革“堅冰”亟待打破？2015年5月底，中國教育學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華東師範大學在上海聯合舉辦紀念《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頒布30周年大型論壇，以期反思當下以及未來的教育改革。
一些教育難題今天依然存在
為什麽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又不該管的事？這與計劃經濟頑固的存在是有關聯的⚗️。
社會上有人曾質疑：30年前，政府職能📌、學校辦學自主權、辦學體製多元化等問題製約是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堅冰”。30年後的今天，這些問題為何依然還在✍🏻？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說🤽🏻♀️，回顧30年來我國教育體製改革的歷史進程🥖🏛，30年前頒布的《決定》作為行動綱領一直引領和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各項決策和部署🧟♂️。從1986年頒布《義務教育法》到1993年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從1999年發布《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決定》😦，到2010年印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從每一座裏程碑中，我們都能看到當初教育體製改革決定的身影🪚。
紀念🙇🏿，是為了更好地出發👨🏻✈️。在回顧30年教育改革所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與會代表們普遍認為，中國當前教育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仍然與體製相關🙏🏽。
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誌勇說🧩：“教育法明確指出，政府是在行政部門領導下實施教育管理的🤏🏿，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教育工作，統籌規劃💁，協調管理全國的教育事業🕵🏻♀️，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內的教育工作👩🏽🌾，縣級以上各級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本區域教育。但是，我國教育發展面臨的現實是，人事權🐁、財權、事務權高度分割，教育人事權不在教育部門，在編製部門、人社部門手中🤾🏼♀️；教育財權不在教育部門👨🏼🚒🚣🏿♀️，在發展改革部門和財政部門手中。這種體製導致教育一旦出問題，社會首先責問的是教育部門，在教育部門對教育事務管理權限有限的情況下，教育行政效率偏低，教育部門也常常是代人受過🏄🏽♀️！”
30年教育體製改革遇到不少類似的尷尬。但是，在檢視30年教育體製改革歷程時🤟🏻，專家學者們更多的是重溫歷史🍛，並希望從中找到答案。“1985年出臺的《決定》🎞，是以經濟體製改革為牽引的，至今我們仍然能看到這種牽引作用的強大，那時的教育體製改革主要是以人才為導向🤕，現在是重新確立以立德樹人為導向↪️。”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力說，當時的教育體製改革情境仍然還是計劃經濟🏊🏿♀️。即便當時已啟動的經濟體製改革，也只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非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機製🦸🏻♂️。
“這種導向的影響至今也不能忽視。為什麽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又不該管的事🧫？這和計劃經濟頑固的存在是有關聯的🟰𓀔。”張力認為，“今天🙅🏻♀️，教育遇到的改革深水區和攻堅期與30年前完全不同🛑，30年前不是這樣的‘水’，也沒這麽堅的‘冰’。現在，之所以有很多難啃的‘硬骨頭’💭➾，是因為現在的利益固化、格局分化，變得更加錯綜復雜。”
教育體製改革始終在實踐中驗證和調整
置身於經濟社會發展大潮🫷🏿，教育無法對於錯綜復雜的社會訴求熟視無睹🐜，更無法任性地掐斷與歷史的聯系。中國教育的很多問題與計劃經濟體製下的教育體製直接相關💂🏽，也與當時的時代發展狀況相關。
置身經濟社會發展大潮🌉，教育無法對於錯綜復雜的社會訴求熟視無睹🧳👩🏿🎨，更無法任性地掐斷歷史的聯系。“中國教育的很多問題與計劃經濟體製下的教育體製直接相關，也與當時的時代發展狀況相關。所以，教育體製改革始終都在改革實踐中進行驗證和調整。”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在回顧30年教育體製改革歷程時說，1985年的《決定》明確提出基礎教育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製，該體製明確了基礎教育的權力和責任是在地方🎭，把中央和地方在基礎教育上的權力和責任作了新劃分💊。在當時情況下，這應該是一個巨大變革🩺，極大推動了義務教育的普及。
“但是，1994年實行分稅製後，中央財政的財力分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中央財政占了60%以上，地方財政降至40%🧑🏻🎨🤪，而且此時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釋放的‘紅利’已基本耗盡，導致2000年前後農村教育出現明顯滑坡🪸。”談松華分析說。
“這種情況下，國家將教育體製及時調整為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並明確權力主要在縣🥣，把鄉鎮和村的權力收到縣，因為縣級財力相對好一點👳🏿♂️。但後來發現全國約有一半的縣是赤字財政，‘以縣為主’還是很難完全解決農村教育的問題。因此，又提出加強省級統籌，但其實省級統籌也沒解決問題。改革實踐證明教育體製必須要和財權、事權相匹配。”談松華介紹說↪️，“所以，後來國家實行了義務教育中央和地方分擔機製🏋🏿♂️，東部地區是‘二八開’，西部地區是‘八二開’，中部地區是‘四六開’。經歷了這一系列演變，這種教育體製改革仍然還未完成，還需要把體製的內容加以深化，並符合各種條件的匹配。”
歷史仍在延續。“今天的教育改革🎮，面臨許多深層次社會矛盾和問題，有待取得實質性的突破。經濟轉型升級、社會事業發展對於教育結構調整和教育改革提出了許多新要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當下的教育改革😬，無法回避‘十三五’甚至未來更長時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
就教育改革面臨的新形勢，遲福林認為，工業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發展、國家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未來中國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等方面發展的大趨勢👨🏿💻，對於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未來幾年▫️，新興科技革命與我國工業轉型升級的歷史交匯成為客觀趨勢🟩🧏🏼♀️，能否把握好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大機遇、實現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目標👨🏽🔧，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和創新型人才是關鍵♢。
當把教育體製與國家發展的新需求對表時，人們更期待教育改革能在短期內釋放紅利👩🏻✈️、盡快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誌勇希望推進中的教育體製改革能盡快建立縱向的教育治理體系🔈，即在理清財政🍧、發展改革等部門與教育部門的權力邊界的基礎上，重新確權，劃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對教育事務管理權上下層級，並通過推行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重構新型教育治理工具，建立各部門合作治理的橫向教育治理體系，激活相關部門、地方政府和學校的辦學活力💸。
高中階段教育“瓶頸”有待突破
基礎教育發展的瓶頸在高中🎑🧙🏿。今天🥹，我們能否像30年前關註義務教育那樣關註高中教育🤷🏼♂️？能否從學製和課程體系的角度重新審視我們的高中階段教育？
“30年前，抓義務教育是關鍵。30年後，我們該關註什麽？”上海中學原校長🈴、華育中學校長唐盛昌表示“我們的教育改革需要把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聯系起來考慮，從目前看🎤，我們基礎教育發展的瓶頸，是在高中教育。”
與國際橫向對比#️⃣，不難發現👟，學製上，世界目前主要是以美國為主的“12+4”（義務教育12年+大學教育4年）模式和以歐洲為主的“13+3”模式。與我國比較接近的是“12+4”模式，但在這種“12+4”模式之下🪤，我國基礎教育主要實行的是“6+3+3”模式🏖。美國過去與我國一樣實行的也是“6+3+3”模式➗，但20年前美國大量學校改為“4+4+4”和“5+3+4”模式🫶。
“美國的高中教育由3年改成4年，主要是結合高中階段的辦學定位，它既考慮了學生未來選擇就讀技術應用型學校，又考慮了走學術研究的出路。所以，美國高中與大學階段的銜接非常清楚👮🏼♀️，就是AP課程✴️，你高中修完後大學承認學分🦸🏻。同時，美國大學階段又出現了一批不定專業、學生可自主選擇文理學科的學校‘3年改4年’的出發點主要還是根據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需求。”唐盛昌說，“我們應重新審視中考及九年義務教育體製對於不同階段教育銜接的潛在影響，從學製和課程體系的角度重新審視高中階段教育。以歐洲為例，不論英國基礎教育采用的‘6+5+2’模式🤺🏖，還是德國主要實行的‘4+6+3’模式，其基礎教育的最後幾年🎎，學校教育和課程體系都是圍繞學生適應學術型或技術型方向發展需要而設置的，而且小學💂🏿♂️、初中和高中的界限正在逐漸淡化。”
給學生提供可選擇的教育🖇，是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主任袁振國教授反復呼籲的一個發展方向🎁。“新時期最核心的辦學理念是要通過改革為社會提供可選擇的教育。”袁振國說，“之所以學分製和選修製頗受世界各國認可，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我們必須還要繼續變革。”
未來的教育改革，如何提供可選擇性教育🥂、實現學生個性發展？唐盛昌認為，當務之急，高中階段的學校課程與學科教育水平需要與每個學生發展的需求相匹配，同時學校要提供能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的高選擇性課程👞。
以IB課程為例，唐盛昌介紹說，IB課程有25門可選學科❤️，197門課💁🏽♀️。就課程內容而言，理、化⛓、生三門學科🏋️♀️，我國高中的教學內容與IB😟、AP課程重復率達30%，不同的大約為70%，我們的高中生和美國🖕🏿、英國等歐美國家的高中生都在學🦇，但學的內容現在有很大分化。比如化學🔴，我們更多的是研究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性質特性，但國外更多的是從分子、原子、粒子的角度去理解化學結構。再比如數字技術被引入教學後，大量電子傳感器、軟件🧗🏻♂️、新的儀器設備已經被廣泛應用於歐美國家的高中階段的課程教學中。
“所以🧖🏽♀️，當下，我們推進教育改革，需要突破高中階段教育的瓶頸，像30年前關註義務教育那樣關註高中教育。”唐盛昌表示🪈。
為教育改革尋找新的動力源
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要讓離實踐最近的人有決策權、處置權🤕，發揮依法治教在推進未來教育改革的支點作用。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教育學會會長尹後慶是一個“老教育人”🩵👏🏽。對於教育體製改革30年所帶來的變化有著直觀感受🧑🏿🔧。上世紀80年代，尹後慶分管上海郊區的農村教育🦸🏼♂️，那時他感覺上海郊區教育遇到的問題很多。比如，那時強調每個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室裏必須要有其座位，但通過發展，座位是有了🙌🏻，但一間教室往往有60個孩子🤹🏽♂️。現在，幾乎每年尹後慶都會去中西部地區檢查義務教育落實情況，每次檢查，他對中西部教育發展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但巨變的背後👨🦯，是人們對於教育的繼續發展、改革的重新出發，存有普遍焦慮。“當前教育進入內涵發展階段後🧙♂️🏃🏻♀️➡️，學校正在成為改革發生的策源地🍋🟩✒️，我們不能把學校僅僅看作是行政部門的附庸。而應當把促進學校變革作為我們教育改革的著力點。”尹後慶說，“我們今天改革的核心目標必須聚焦到更加關註學生和學生的學習體驗上。”
“孩子們學習很痛苦💺，這個痛苦並不只是時間的長短。”前不久，一個非常愛好文學的高中女生告訴尹後慶，她所在的學校老師上語文課時要求學生💃🏻：“當你看到一首唐詩就要想到從4個角度分析”🎷☠️。
“我們不是讓孩子去賞析唐詩🪑，讓她去感悟和欣賞唐詩的美✒️，以及流淌在詩歌中的靈性👩🏽🎓。而是用結果來製約過程的教育其實並不符合我們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尹後慶認為，“我們的教育改革應更加關註學生的學習經歷，更加關註教師的改革自覺，更加關註學校和學校教育的全過程。”
與尹後慶的觀點相似🏋🏻♀️。“改革的動力和活力來自基層。”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常務副主任範國睿說🙆🏽♂️，回顧1984年至1985年中共中央先後出臺的經濟體製改革、科技體製改革、教育體製改革的3份“決定”🙃，其實都源於當時的基層改革實踐。比如，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悄悄進行的包產到戶試驗，拉動了中國包產到戶政策的實施。
除了改革要格外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外🥍，範國睿還註意到依法治教或是撬動未來教育重新出發的另一個支點🧏🏽♀️。但是👆🏽，對於管辦評分離中讓廣大中小學校“獨立行走”，範國睿表示擔憂：管辦評分離的關鍵，在於突出學校法定主體責任和義務的法定屬性🫄🏿，要讓學校在法定監管範圍內依據法律賦予的義務和權利合法組織實施教育改革活動。給學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並不意味著改革就能獲得成功🎶。如果沒有強大的學校能力，只是簡單強調自主管理，並且放手讓那些不具有職業資質的校長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學校教育來說🌻，或將是一種災難。
“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麽而出發。”研討會當天🦋，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這句詩，嚴肅地發問🙆🏽：我們打算把一個什麽樣的教育帶入全面小康社會🎤？
“既往的改革經驗證明，教育部門的規章不是法律，很難協調同級政府內部教育行政部門和人事、財務及其他部門間的關系，因此很難明晰學校🐰、社會🏍、政府之間的權責邊界。”範國睿說，“如果國家層面有一種切實有效的製度安排，能把與教育改革與發展相關的利益攸關方真正協調起來🧛♀️🤦🏼，推動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許多教育難題或許能迎刃而解。”（記者柯進）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