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國
教材市場令人眼花繚亂。本報記者 張國攝
攢本教材評職稱——抄論文算抄，抄教材就不算抄？
就像“攢錢”一樣，河北省一所大學的青年教師楊威(應受訪者要求，此處用化名——記者註)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稱為“攢書”。他參與編寫的第二本教材正在籌備之中。
這種寫作帶來了一個矛盾👨⚕️：他痛恨剪切復製出來的教材➡️，可他又是“山寨”教材的一位生產者。
他參與編寫的教材處女作仍在使用❤️，雖然他“直到現在都不認為是本好書”💁🏿♀️。“我們這書，錯挺多的，標題上就有錯誤，裏面沒有什麽內容。”
當時，幾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給出版社一萬多元，買了一個書號。書號有底價🧑🏿🎄😘，超了字數就要加錢🤷🔺，“不能寫太多”🦶🏻。
教材印行了1000冊👃🏽，出版社一本沒留🕘，全給了作者，讓他們自產自銷🤱。“聽說有的老師先把教材發給學生，再收錢，這樣書就不能退了👰🏿。我們沒做這麽狠。”
不夠狠的結果是，楊威“賠大發了”🙍🏻，只賣出100多本🖖，又送人幾十本🤾🏿♀️。
但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參與了下一本教材的編寫👩🏿⚖️，這本依舊“比較敷衍”🚋🧑🧑🧒🧒。“把以前的書貼過來就是了。教材東拼西湊的特別多✍️🍷，‘編’不是‘著’，所以就可以抄。”
這正反映了教育界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人們忙著譴責學術造假、學術剽竊、學術腐敗，對於教材製造過程中的不端行為，卻有極高的容忍度。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長遲寶東博士說🤏🏿，實際上，與學術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質量開玩笑👨🏿💼，就是誤人子弟，拿國家的未來開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難編的⚂，既要反映學術成果👷🏿♀️，又要適合教學活動，要為教學活動做種種的設計🚪。”他說。
遲寶東認為，教材抄襲很難界定💁🆗，“把章節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書”🏊♂️，而且很少有人去認真比對🦹♂️，抄襲的發現和取證都非常困難🧕。
高教社也有維權部門，但它的主要職責是打擊“盜版”，連“打盜版都忙不過來”🦻，因此對於“盜竊”👠，更加缺乏威懾力💺。
楊威說👋🏼：“我們一般是教授牽頭👩🏼💼，底下人幹活。有時候👨🏻✈️，老師弄來編教材的項目，實際上讓學生來寫🏃🏻➡️。沒有辦法，教授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而職稱比較低的老師，“書號也買不起，1萬多算便宜的🖌，3萬也很正常”。
這位青年教師只能通過參與編寫🦵🏽，來為自己“攢教材”，哪怕賠錢也幹。在普通高校，教師名下的教材，也是評職稱的砝碼。
國家級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教授顧沛說，有人把這類教材叫做“職稱教材”。不同層次的學校🤶，對教材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一些普通大學看得很重，南開這樣的名校，教材在職稱評審中幾乎沒有分量🤢。但名校的課程考核評比中，自編教材也很重要，於是，“職稱教材”走了，“評獎教材”來了🧑🏼🎄。
因此，在任何層次的學校⚉，教師都有自編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絕現成的優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為了“教材更有針對性”🤽🏿♂️⚾️。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