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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校要發展👩🏿💼，最重要的是打破“官本位”，致力於在高校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本的現代大學製度
天津大學1月11日出臺的《人才強校戰略實施綱要》提出，學校計劃在5年內培養100名學術帶頭人，重點培養300名青年骨幹教師❇️🪛，吸引更多國際知名高端人才來校工作，實施“北洋學者”計劃，打造一批學術創新團隊。
天津大學龔克校長在人才戰略實施新聞發布會上還明確表示🤲🏽，學校將對學術委員會進行改革，人員要在教授真正推選基礎上產生🤦🏻♀️，在學術建設上要把權力交還給學術委員會。他認為，目前包括天大在內的許多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幾乎成為學校決策的一個附屬機構📴。
無疑🫷🏽，天津大學重拳出擊的一系列改革，正命中了中國高校現存弊端的要害🧗🏻。《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國內高校行政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學校的各種重大決策，即便如學科設置、確定重點發展學科方面的話語權𓀓，也基本集中於高校行政權力部門。可以說🧍🏻，“官本位”的膨脹🧦，正成為中國高等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受訪的多位專家認為，高校“官本位”危害極大，應引起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並致力於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本的現代大學製度，平衡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
高校“官本位”膨脹
何謂“官本位”？顧名思義😗，即以官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價值訴求為行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
2005年11月19日👆🏿🩱，趙啟正卸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從正部級“降級”接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其間他提到🕵🏻♀️：“院長是什麽級別之前我根本沒想過🤷。他們(人大新聞學院)給我的聘書上在院長後面有個括弧，寫著正處級。”有不少人認為🐈，這個充滿趣味的細節🥐，從另一方面微妙地折射出高校“官本位”現象的存在。
從某種程度上看，國內高校儼然就是一個等級分明的官場🏋🏻。在一些人看來，高校地位的高低🧨，主要以行政級別來劃分，有“副部級大學”🗞、“正廳級大學”、“處級大學”。與此相關，高校裏也隨處可見處、委、辦🧑🏿🌾、科等部門，其主管人員也都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從塔基到塔尖循序漸進、森然有序🤘，活脫脫一個衙門化的金字塔🧩。
這種現象，不僅在高校工作過的人深有體會🧑🏼⚖️，就連一些政府官員也感觸頗多。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副部長趙沁平在北京語言大學45周年校慶期間舉行的“社會文化建設與當代大學的責任”論壇上指出🛌🏿，現在一些大學功利主義抬頭，“官本位”傾向也在影響著學術的發展，大學作為時代和社會燈塔的作用也就會逐步失去色彩。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近些年，我國高校‘官本位’現象愈演愈烈🌇。從外部講🌋✋🏿，高校的主要領導是由行政任命。由內部而言🏋️，高校過於追求內部的行政等級🫲，甚至人們也習慣將教師的職稱待遇，按行政官員級別換算。”
“我國高校行政人員數量也非常龐大。”北京一位高校退休教師告訴本刊記者，“一般來說🍫，一所規模上萬學生的高校𓀉，副處長以上的幹部有200人左右💪🏽，科長、主任💂🏼♀️、科員就多了，黨政加後勤人員，總數在千人以上🧑💼，教師反而成為少數。有些高校，教師與行政後勤人員比例是1:1，有的更離譜，達到1:2以上。”
一些人士指出，高校“官本位”思想已滲透到黨政管理工作、教學科研管理工作、學者評價與學術認定工作、利益分配乃至職稱的認定等多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著高校的每一項重要決策。
“在現行教育體製下，我國高校的職能更多趨向於管理職能，而且行政官員掌握著高校的人、財、物等各項資源分配的話語權📿。”北京某大學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抱怨道，“在高校一旦做了官🙍🏼♂️，科研項目的獲得，科研經費的爭取乃至職稱的評定都要比普通老師擁有明顯優勢🧛🏿♀️。更可笑的是，就連教授資格的認定，也是由有許多行政領導參與其中的各級職稱評定委員會來決斷，即使這些部門負責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員的身份參與。”
“我看到那些豪華的行政機構🫅🏼，就感到心酸🧜🏼♀️，高校很多部門一個辦事員就可以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用的是液晶顯示屏的電腦，而我們有些老師連自己的辦公室都沒有，備課也是在家裏進行。”北京某大學一位姓張的老師告訴本刊記者，“有些行政官員還利用手中權力與教師爭課上🔪，以致使老師完不成課時👏🏿。行政官員每上一節課🚡，都按超課時領取高額津貼。”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查發現，很多人對“官本位”給高校學風造成的破壞都有切身感受。他們認為⛹🏽，目前高校體製的一個重大矛盾，是越來越多湧進高校的資源和落後的資源配置體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導的“官本位”方式無疑是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中國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在接受采訪時，很多教育界人士認為，“官本位”是中國高校難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最大障礙。這不但導致高校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進一步偏離，更嚴重的是使學人浮躁和學術異化🙁，沖擊高校獨立的學術精神，這已成為高校改革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
“官本位”導致成果分配不公，激化了高校內部矛盾。由於高校“官本位”使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嚴重傾斜，在一些高校，經常有些學術上極其平庸的人，憑借與校領導的特殊關系，便可借助行政系列的榮譽，評上與其實際水平相差懸殊的正教授職稱。這使得一些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業務優秀的一線教師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據了解🙅🏻👂🏽，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的月津貼還不如正處長的月津貼高🫃。至於不合理的一刀切的量化管理製度🥸，更是導致分配與收入的不公，進一步激化了高校內部矛盾，導致行政管理運行不暢。
“官本位”還導致學術精神的淪喪🫄🏻。由於受“官本位”的影響，不少高校的學術評價機製，不是按照學術規則操作。包括評估、檢查👰🧗🏼、評比🧙🏼🦯、項目審查、人才選拔🧝，等等，大都以官場規則在實際運作。如果誰不按官場規則運作，就會被淘汰出局。
在采訪中🈂️，受訪者普遍認為，“官本位”不但使高校的學術尊嚴受到極大挑戰🥎，導致學術精神的淪喪，而且還會直接危及學生正確人生觀的樹立。有一位大學教師憂心忡忡地對本刊記者說：“大學精神一旦流失過度，大學教育也必將變味。”
在高校“官本位”的陰影下👨🏿🔬，還出現了不少由外行領導內行，或是業務不精湛之人指導業務拔尖者的現象，這對教師的積極性造成挫傷🫦。
“官本位”滋生了各類腐敗👬🏻，比如，濫評職稱、濫發文憑乃至賣文憑、送文憑，教學科研質量評估中大規模造假，金錢打點、疏通關系之類“學術外功夫”在課題申請、碩士博士授予權等純學術事務上大顯身手。至於與“權錢交易”雷同的“學術交易”更是屢禁不止🧷。
另外，隨著高校在招生錄取🤵🏻♀️、經費使用、幹部聘任等方面擁有的自主權越來越多🔔👩❤️👩，高校領導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個別領導甚至大權獨攬🌌，滑向腐敗。
武漢科技大學原校長劉光臨、原黨委書記吳國民涉嫌收受賄賂👨🏿🔬，已被檢察機關查辦。此前，湖北美術學院原副院長李澤霖、三峽大學原黨委書記陳少嵐、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等人職務犯罪案，都是主事者利用長期分管基建👨🏽⚖️、招投標、設備物資采購❎🌦、招生錄取等工作便利，為他人謀利益⚒，收受學生家長📉、建築商、承包商的賄賂，金額從幾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
受訪專家認為，目前高校成為腐敗的一個高發區，與高校“官本位”有直接聯系。
“官本位”還造成人力資本嚴重浪費。在高校“官本位”管理模式下，近年來，有些高校教師變成行政權威的附庸👂🏽，對教書育人和搞好科研失去了興趣和動力，有的甚至幹脆另謀職業。一些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和教授紛紛禁不住利益誘惑，轉而謀求各種行政職務，造成專業技術人才資源的大量浪費。
“任何人都會本能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從事行政💂🏼👆🏻，比從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為何不追求行政放棄學術呢？”北京某高校教師向本刊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位參與國家863科技項目的資深教授，從東北調到北京某高校，覺得當教授沒出路，第一次參加該校後勤處處長的競聘⛪️，落選。後來又參加該校保衛處副處長的競聘👐🏿，結果還是落選。按該校其他老師的說法🥅：“只好很失落地繼續做教授。”
“教授治校”能否淡化“官本位”
在接受采訪時，不少教育界人士認為中國高校要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官本位”💸，致力於在高校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本的現代大學製度，平衡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
“評價一所學校，關鍵要看其培養人才的能力和學術研究水平♻️，而不是看它屬於哪個行政級別。”全國政協委員吳正德對高校以行政級別劃分的做法十分不解，他認為🫄🏿，“我國提倡人才強國😰，決策者應該研究用什麽措施來培養人才👩🏻✈️、管理人才、評價人才🥳、鼓勵人才。首先要將‘官本位’思想趕出校園。”
在采訪過程中，有不少受訪者認為，要解決高校“官本位”問題，必須先處理好三個關系🉑。首先🧝🏼♂️，處理好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高校的關系。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學擁有包括學科專業設置、教學活動組織、科學研究、招生等方面的辦學自主權🪺。但現在很多高校的權力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越俎代庖，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很小🏊🏽♂️。
其次♟，取消大學行政級別，逐步實現高校校長職業化🧘🏻♀️。在校黨委書記🙂、副書記按有關規定由上級任命的情況下，大學校長可通過競聘產生，副校長在校長提名的基礎上，競爭上崗🖐🏿🏊🏼，逐步實現大學校長的職業化。
第三，處理好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問題。現代大學的四個主要標準是“職業治校🤸🏿♀️、教授治學、學術自由🚶♂️🚆、學生自管”，從這四方面看，中國的大學還有很大差距⚓️。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要弱化行政權力🕵🏼♂️，強化學術權力，使行政權力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服務而非對學術的幹預。
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要解決高校“官本位”問題，還須依法民主治校。高校所作出的一切決策，都要通過民主化和科學化的程序🧜🏽，要高度重視師生員工的意見和建議，並把這些意見和建議作為製定決策和部署工作的重要依據。同時強化服務意識🥟。高校的服務和管理本質是“以人為本”和“教學至上”，行政系統要強調服務第一，管理第二。
齊善鴻認為，教授委員會要成為民主監督機構，校長每年要向教授委員會匯報工作🏓，教授們的意見不能只是說了沒人理⛔️、理了沒人做；校長要接受教授委員會評議，並以此作為校長工作業績和獎勵的依據🔃；此外，還要調整和優化利益分配製度。高校在製度🚵♀️、政策和機製上🤖，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要向一線教師傾斜，確保教學科研做得不錯的教師收入不低於行政領導🫶🏼。在所有的措施中🧜🏼♀️，最關鍵的就是教授們的民主參政權得到什麽程度的尊重和落實🛍️。
實際上，要破解高校“官本位”，不是簡單地否定現在的行政體系，而是按照科學管理的原理建構起科學的高校管理體製。在高校成立教授委員會，把教授委員會作為學院的決策機構🦶🏽，實現集體決策製🚑🤸🏽♀️，避免由行政管理人員一方主導的局面。這樣♠️，建立在平等交流⛎、民主協商基礎上的決策🧦，往往就會更加科學👨🏻💻。
當然👴🏿⛹🏻♀️，依現時的國情，高校製度的真正改革並不完全取決於大學本身，它還依附於國家行政管理體製的改革。從這一點觀察，重樹現在高校獨立的學術精神，從“官本位”回歸“學本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