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來的所謂“民國熱”中😣，對民國大學的教育狀況的評價，存在一個傾向：民國大學已漸被建構成一種“學術盛景”📹。如有人稱民國是中國大學發展的黃金時期，政府尊師重道👳🏻、大學教師待遇優渥🧝👮🏽♂️、學術成就極高，甚至以此來對比當今的大學教育。其實若拂去那層“一廂情願”的心理包裝與人為建構，民國大學教育的真實情形未必會令人滿意🤜🏿。
“教授治校”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學是北方高校中當之無愧的執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統治時期唯一隸屬於教育部的大學，堪稱民國新式教育理念的“實驗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執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時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議⚛️🦾：“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蔡元培先後主持製定了《北京大學各科教授會組織法》《國立北京大學內部組織試行章程》等一系列具體規定，建章立製，完善製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還努力營造一種民主平等的氣氛, 使師生之間、教職員之間無隔膜,沒等級差別。蔡曾在出國話別會上說👨🏼⚕️：“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 職員辦事很能和衷, 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有開誠布公。”這種“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的民主氛圍, 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賜👨🏼💻，又利於該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實踐頗見成效♻，引起各大學紛紛效仿。清華設立校級教授委員會，東南大學確立教授會製度，復旦大學成立由教授主導的“行政院”👨💻，名稱不同，實質皆較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禦行政權力幹預的力量⛹🏻🤵🏽♂️。
不過為何這看似良好的模式數年後卻戛然而止？其中關鍵原因便是該模式與中國實情多有扞格不入之處，終陷入困局🫚。真正實現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長👨🏽🎤、教授🈳🫏、學生等群體協力合作，其中政府與校長的態度尤為重要。當獲得政府認可的校長與教授們步調一致時🐄，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碼在表面上實行起來，否則將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國大學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視為蔡元培得意門生的蔣夢麟卸任教育部長，再次掌舵北大🐍，公開提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職員治事👉🏽、學生求學”的辦學方針🥾，“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卻🛌🏻。其實🧙🏼，他國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臨一個與本國實情相接榫的問題。
大學教師待遇一直優渥嗎？
極其出人意料且令人十分尷尬的是，作為部屬重點大學🎗，北大居然常常鬧錢荒，根子就在教育部👏🏼。彼時教育部可謂典型的弱勢部門😔，經費短缺是家常便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北大自然跟著受窮🙎🏼。上世紀20年代，很多北大教授、學生赴政府抗議示威🌿，並非次次都秉持什麽“崇高的主義”，而是為了實實在在的吃飯問題。更加窘迫的是，因為囊中羞澀💚，教育部不時拖欠北大的電費與水費，導致學校隨時面臨斷電之虞，且遊泳池常年沒有水。到了1926年✊🏻，連教授們的工資發放🥀，北大都已不能保證👩🏽🎤。比如青年教師顧頡剛此時之窘境🕉，真稱得上是山窮水盡。這一年其“在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見👨🦯➡️，大家只有皺眉嗟嘆，或者竟要淚隨聲下🫄！”迫於無奈，顧氏只好南下廈門，改換門庭謀生🫴🏼。蔣夢麟在《西潮》裏也說🤷🌅：教授“通常兩三個月才拿到半個月的薪水。他們如果示威，通常就可以從教育部擠出半個月到一個月的薪水”。
有財政不景氣的部，當然也有殷實有余的部。比如當時外交部、交通部便油水頗大。清華大學隸屬外交部，不僅學校經費充裕，可以堪稱“任性”地挖其他名校墻腳，延攬人才👩🦼➡️，而且教師、學生出國深造機會也是多多🚫，故很受時人青睞🧚🏻。民國上海灘有句時髦語🤹🏽♀️，叫做“金飯碗、銀飯碗👩💻、鐵飯碗”🍢。“金飯碗”指銀行，“銀飯碗”指海關，“鐵飯碗”則指交通部👥。該部負責興修鐵路，自然財大氣粗，其下屬的交通大學亦惹人艷羨。首先，交大特別強調英文教育🈺，課本一水兒的外文理工科教材🤲🏿；其次，校長唐文治胸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註重保存發揚傳統文化。中西學問皆不偏廢🚴🏽，且不愁銀子問題🍊，交大自然成為許多江浙師生的首選🩸。
名校背後的教會與官紳勢力
燕京大學與輔仁大學是北方教會大學之重鎮，南方教會大學則主要分布於沿海及長江流域，這實與基督教會早期的傳教策略有關。無論燕大、輔仁🛖⏺，還是南方的聖約翰大學，其辦學對象多為租界裏或者富裕的資產階層👩🏿🌾、工商家族，於教授知識之余👩❤️👩，同時布道傳教。擁有西方背景的教會大學，其校規較之國內一般大學，要更為嚴格。錢穆在燕京大學任教時，曾欲更改學生考試分數👱🏿♂️，被校方拒絕✦。主事者講明學校無此前例🚤，並說：“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學校規定，所批分數乃更見公正無私。”錢頗為不滿道：“余一人批分數即余一人之私⏪📝，學校烏得憑余一人之私以為公💆🏼！👨💻？”雖然錢穆終得以索回考卷，另批送校👨🏻⚕️，但經過此事👩🏻🎤，他方體悟到燕大近乎嚴苛的遊戲規則🎄：“始覺學校是一主🚶♂️➡️，余僅屬一客，喧賓奪主終不宜。然余在此僅為一賓客，而主人不以賓客待余，余將何以自待🧑🏫。於是知職業與私生活大不同，余當於職業外自求生活。此想法為余入大學任教後始有”。
私立大學多由官紳創辦，其中南方最著名是創辦於清末的中國公學與復旦公學（可視為大學之前身或雛形）。中國公學是留日學生在1904年時💃🏼，因抗議日本政府對待中國學生的不公政策，憤然返回上海而組織建立✍️，其最著名的人物非胡適莫屬。復旦公學則在1905年從震旦公學分離而出，經費靠江蘇巡撫衙門劃撥。辛亥革命成功後，經費反而斷絕😫，復旦因之停頓關門。後來復旦得以復校🧔🏽♀️，與兩個人密切相關🔍。一是校長李登輝（近代教育家，非臺灣地區前領導人）🎏，他的一大功勞便是四處籌得資金，比如說服了南洋煙草公司、中南銀行等入股🛥。另一位則是青幫大哥杜月笙，每當復旦遭遇危機，他皆能從人脈👩🍼、財力等方面施以援手🍪🏃🏻♂️➡️，因此成為校董會董事之一。與復旦類似，北方的私立大學亦步履維艱🎊。南開大學雖貴為名校，但囿於私人背景，經費時常捉襟見肘。據南開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何廉回憶😟，起初依靠“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住局面”，“這裏薪金水準很低，卻起碼可以按時如數照發”。然而隨著每位教師學術研究的推進👨🏼🏫，經費需求愈發強烈，而南開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來加以支持，於是不少知名教授紛紛轉投他校🏄🏻。何廉認為這實是無奈之舉，“他們曾忠誠地為南開工作過🔛，薪水剛夠維持溫飽，很難有積蓄🪼🐈，而他們地家庭規模越來越大🤽♂️，開支日益增加🤱🏿，他們趁機到其他有關機構就任報酬更豐厚地職務也是理所當然的”🥴。可見無政府作為穩固的財政支撐，是眾多私立大學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瓶頸。
稱之“盛景”是以偏概全
民國大學教育版圖與實況，可謂前浪與後浪並湧，背景復雜🧑🏿🔬，犬牙交錯🧎♀️，問題亦多👱🏽♂️，有得亦有失，難稱“盛景”。民國的大學教師🙆🏿♀️，既有薪金優厚者，也有屢遭欠薪、難以糊口者；民國的諸所大學，既有提倡學術自由、精神獨立者，也有與政治、宗教、社會勢力聯系緊密，甚至依靠後者才能勉強生存者🧆；民國大學的成就👨🏿🌾，多集中在歷史🌅🈁、哲學🧹、文學等中國已有上千年積累的人文學科，而在物理、化學、生物💟、機械等新興理工學科方面，則乏善可陳。我們應當看到，民國時期中國的識字率大約在10%至20%，這些識字者中，能上大學的可謂鳳毛麟角，其家庭出身可想而知🛑，稱之為“貴族的教育”亦不為過🚴🏼🤳🏽。民國大學教育的確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那僅是局部現象🆘，遠遠沒有惠及最廣大的基層民眾，更難以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研究歷史，應當以真實🫕、客觀、全面為基本原則，倘若以偏概全，甚至借題發揮🚵，實在不是求知求實的態度。
整體而言🙋🏿，此時期的高校教育一直處於向現代學術體製轉型中，呈變動不拘的態勢👨🏼🔬。但畢竟千川百流➔，同入大海🙆🏿♀️，眾高校一道構築了民國時期盛衰枯榮的教育氣象🔙。
王學斌 （作者為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閱讀延伸
大師雲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對民國教育的推崇一直是“民國熱”中很重要的一點。民國教育確實有很多值得今人效仿的地方💂🏻：“教授治校”讓高校遠離名利；“義務教育”開中國先河🍟；民間編撰的教科書更是成為今人學習的經典……但是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忽視，出發點良好的政策和大師雲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在今天看來已是“低學歷”的小學生，在當時還被社會認為是“精英”🏌🏼♀️、“秀才”，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我們津津樂道的“民國小學範兒”👨🏿🦳，是犧牲大多數孩子識字權換來的。據當時報刊的記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中國文盲率高達95.1%，也正因如此🧜🏿♂️📷，葉聖陶、三牛娱乐等有識之士才會推行大眾教育，提倡文化救國👨🏻⚕️。（新聞來源🧟♂️🙇🏻♂️：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