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教育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周秦始，貴族家庭的兒童七八歲以後，“出就外傅”接受蒙養教育🚖。漢唐時期✳️，童蒙教育已基本趨於成熟，但教育對象限於貴族子弟和少數平民子弟🧁。宋以後✝️，在教育庶民化趨勢的影響下，童蒙教育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在總結前朝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對宋代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明清乃至近代的童蒙教育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然而，長期以來♻，對宋代童蒙教育的研究大多局限於對童蒙教材的重新編纂和對童蒙教育內容的研究，很少有人從整體上來把握宋代童蒙教育的特點🧑🏽🚀，使宋代童蒙教育研究呈現出片面化傾向👌🏽。筆者認為🫵🏼，加強對宋代童蒙教育特點的研究◀️，不僅可以了解宋代文化教育相對普及的原因，而且也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宋代童蒙教育作為文化傳播的中介和統治者進行思想控製的重要環節，是怎樣使高深的儒家性理精義俗化並普及於民間，變成村夫俗子、黃齒小兒口誦心傳的人倫規範的🤣。從而使我們更深切地了解宋代社會人們的社會心態、文化心理⭕️、道德風貌和民眾性情等🤹🏽。一倫理道德教育與自然科學常識教育之趨勢早在先秦時期，《周易•蒙卦》就提出👮🏻♂️，“蒙以養正，聖之功也”💴，即強調從人的幼童階段起🫥，就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中，養成成人以後應作為一個合格的人的目標🧑🏼🌾。宋代以後，封建文化人對蒙童的倫理道德教育尤為重視🧗♂️。宋代著名的理學家張載、二程、朱熹等人均認為：早期教育對於人的一生的發展極為重要，如果“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1](p5)。因此，朱熹主張“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續懷桔🪁👏，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1](p94)🤹🏻。宋代童蒙倫理道德教育雖仍以立誌、明人倫、孝悌和正心敬身為主要內容，總的看來，與傳統的中國古代倫理道德教育沒有太大的區別，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宋代童蒙的倫理道德教育體系是建立在理學的思想體系之上的。首先🗄，宋代童蒙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與理學的本質特性是一脈相承的。理學作為一種新的儒學體系💁🏿，它“以不同的方式為發源於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論🕡、本體論的論證；以儒家的聖人為理想人格💌，以實現聖人的精神境界為人生的終極目的；以儒家仁義禮智信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論證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內在的基礎，以存天理🧘🏻♀️、去人欲為道德實踐的基本原則。為了實現人的精神全面發展而提出並實踐各種‘為學功夫’即具體的修養方法”[2](p14)。以理學的這一特征比照宋代童蒙的倫理道德教育，就會發現，理學不僅為傳統的倫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哲學和理論的基礎👷🏻♀️，從更高的程度上說明了封建倫理道德教育的合理性👎🏿，而且宋代童蒙的倫理道德教育正是對理學基本特征的反映，如宋代童蒙教育強調“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3](p2)。要求蒙童以儒家聖人人格為追求目標，以“誌於道”為己任🦹🏼♀️，從而實現“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4](p85)的最終目的。為使理學的抽象目標易於為蒙童接受，宋代思想家將以孝悌為主要內容的“明人倫”的教育作為童蒙倫理道德教育的核心。朱熹認為：“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人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5](p129)體現在童蒙教育內容中🟧，即《三字經》中所要求的使兒童懂得“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4](p36)的道理，進而達到“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4](p27)的目的。為了使孝悌這種內在的道德情感轉化為人們的道德實踐，宋代學者均十分註重對兒童的正心敬身的教育👮🏼，即通過敬其自身，肅其外儀，進而達到整飭自身的目的🧘🏼。朱熹在《童蒙須知》中主張🍯：“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6](p21)朱熹從日常的衣服冠履入手，加強兒童的敬身肅儀教育☝️，其用意是要使兒童從小養成符合封建主義的日用人生的習慣，為達到對封建道德準則的“真知篤行”奠定基礎。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強調立誌↪️，即是要求蒙童以儒家聖人人格為追求目標；通過以孝悌為核心的“明人倫”的教育，來實現“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修養目的；而所謂“正心敬身”的教育👩🌾，正是理學修養方法的具體化。其次🙍🏼♀️，宋代蒙童的倫理道德教育，強調在“人倫日用”中體現“至理”，在兒童的平日履踐中“盡性至命”。在宋代理學家看來，“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7]（卷三十八）。而“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於知長🥸，化於心成，而無＠①格不勝之患”[7]（卷七十六）😟。體現在具體的童蒙教育過程中，要求兒童說話時“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間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始且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ℹ️。……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6](p21—23)等等。這些對兒童日常規範教育♦︎，正是朱熹“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存，而致涵養踐履之功”[8](p106)的思想體現🕥，因此“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9](p192)🟨。
再次，宋代童蒙的倫理道德教育內容以傳授理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內涵為前提🈺，以日常行為規範教育為核心🔒，體現了在“人倫日用”中體現至理的基本精神。“倫理本體的建構並不是理學思想的完成，而僅僅是個開始。倫理說到底只是人們的行為準則🪕，它只有化為人們的自覺，才具有實在的意義。因此只有從理論上闡明天理與心性的統一🌦，才能融天理於心性之中，而將多少有點神秘的倫理本體化為人們的主觀心理，將‘三綱五常’內化為人們的思想自覺。”[10](p16)為了使理學滲入到兒童的思想意識中去🤣，理學家們一方面通過編撰《訓蒙絕句》（又稱《訓蒙詩》）➔、《伊洛經義》、《毓蒙明訓》和《性理字訓》等理學教材來傳授“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賢愚厚薄⛓️💥，是之謂分🥝；……稟乎天理🧒🏿👆，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乎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等理學基本概念和“天命不己📀，於穆不己，其賦於人，為性之善，是曰天理；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11](p161👨🏿🍳、171)等理學的基本內涵👩🏼⚕️。另一方面，通過《小學詩禮》、《訓蒙雅言》、《童蒙訓》、《少儀外傳》🚉、《童蒙須知》⤴️、《小學》、《家塾常儀》和《三字經》👲🏻、《小學紺珠》、《千字文》、《百家姓》及《蒙求》🦇、《十七史蒙求》🥬、《敘古千字文》等童蒙教材，使兒童在“誦詩讀書，詠歌舞蹈”[7](p30)等生動活潑的活動中，接受“立不敢中門🫁，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奧𓀖🪱。……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12](p81、83)等日常行為規範的教育🪇。這些內容表面上是為了使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學會尊重父母長上🌵，但從根本上說🧑🏽🦰，它是忠的基礎🚴🏽♂️，是禮的根源✢。其最終目的是通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使兒童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13](p1)的熏漬陶染。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等級製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加之科舉製度的改革，極大地刺激了普通平民，甚至包括某些社會地位低下的賤民督促子弟讀書的熱情。為了適應社會的這種變化，宋代許多著名學者如朱熹、呂祖謙👩🏽🔧、呂本中、陳淳、王應麟等，在編撰童蒙教材時，不僅重視倫理道德教育🧘，也非常重視對蒙童進行一些自然、科學常識的教育，以培養博學、廣見聞的兒童。王應麟在《小學紺珠》自序中，明確指出🗓：“君子恥一物不知🧖🏽♀️，譏五谷不分。七穆之對，以為洽聞；束帛之誤🕘，謂自寡學🧙🏼♀️✍🏼。其可不素習乎6️⃣？乃采掇載籍，擬錦帶書👏🏼，始於三才🧘♀️🔉，終於萬物👎🏿⏏️。經以歷代，緯以庶事🤌🏽🫅🏽，分別部居，用訓童幼🤏🏻。”[14](p5)在王應麟看來：“夫小學者，大學之基也。見末知本，因略致詳，誦數以貫之，倫類以通之，博不雜🦌，約不陋，可謂善學也。”[14](p5)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從宋代開始🪖，以《州名急就章》、《名物蒙求》、《小學紺珠》、《歷代名醫蒙求》等為代表的專講名物製度、自然常識及科技知識的童蒙教材不斷出現。盡管這類童蒙教材的數量不多，但反映出宋代童蒙教育開始重視自然和科技知識教育的趨向🎳👨🦰。宋代童蒙教育中有關自然常識和科技知識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地理知識。歐陽修在他所撰的《州名急就章》序言中提到：“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15](p1102)在此作者盡管自稱為遊戲之作🙇🏻，但筆者以為👌🏿，作者以掌管文書和識天地萬物古今四方之名的便利🔳🗣，寫出的《州名急就章》對兒童學習地理知識會有一定的幫助🌬。再如宋末方逢辰編著的《名物蒙求》也輯錄有以介紹地形、地貌為主要內容的地理常識🐶，通過“高平為原，窈深為谷。山脊曰崗，山足曰麓”等通暢流利🫡、自然順口的對偶句式，使蒙童在朗朗上口的誦讀中，得到有關地理知識的教育。第二，自然常識。宋代童蒙教育中，自然常識的教育內容進一步擴大，不僅在著名的《三字經》中有“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時，運不窮。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曰水火ℹ️👖，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稻梁菽，麥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15](p31🔷、33)等有關自然常識的教育內容，而且在《名物蒙求》中，甚至出現了對自然現象較為科學的解釋：雲維何興，以水之升。雨維何降，以雲之蒸。……物有知者🕵️♂️，鳥獸之屬👼🏿🕯。物無知者📋🧏🏽，為草為木。[15](p1222、1228)這一方面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認識自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宋代學者已經意識到對蒙童進行自然知識教育的重要性。第三🏸🤸🏼♀️，天文、歷法知識。在宋代童蒙教育中✈️，有關天文知識的教育在童蒙教材中也有反映🔼🤏🏽。如在宋人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應麟的《小學紺珠》中均有有關天文知識的內容。另外，流行於宋代的《步天歌》通過《紫微垣》、《太微垣》👩🏿🦲、《天微垣》和《東方七宿》、《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七個部分👨🏽🔬，將各個星宿的位置講得十分清楚，不僅易讀，而且易記🌚，宋人鄭樵談自己讀《步天歌》的感受時說：“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鬥，盡在胸中矣🧕。”[16](p525)
除以上三方面外🥂，宋代童蒙教材中還有南宋人周守忠的《歷代名醫蒙求》👮🏿，此書以四字一句的對偶句式寫成☎👰🏽♀️，記錄了包括“神農百草👸🏿，伏羲九針👩🏼🎤，郭玉診手，文摯見心🤞🏽🤹🏽♀️。王遂煉石🐑😁，安期製金”在內的從三皇到宋代的典實，不僅反映了中國古代醫學發展的水平，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古代比較重視將人類積累的經驗和成果傳遞給後人的遠識。二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多渠道❣️、多層次教育形式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從形式上來看，除了有專門為皇室🕵🏻♂️、貴族子弟設立的宗學、諸王宮學🧕🏼、內小學等貴胄性質的學校和由中央朝廷設立並管轄的國立🖇、地方小學以外，宋代還有大量的為普通百姓子弟設立的🚁，包括私塾💄、義學（或義塾）、家塾👨🏻🏭、村塾🪗、冬學在內的各種私學🍘。據耐德翁的《都城紀勝》中的《三教外地》記載🧑🏽🔬，當時的臨安內外“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余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裏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17](p202)。這些不同類型的學校不僅滿足了官僚地主階級子弟對文化教育的需要👨🏿🎨，從一定程度上也滿足了普通百姓對文化教育的渴求。從而使宋代呈現出“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8️⃣，而海內文治彬彬”[18](p3604)的景象。家庭教育作為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除了一些官宦世家聘請塾師在其家內設立的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外🧑🏽⚕️，家傳私學也是童蒙教育的重要途徑。它由家長親自擔任教師👩❤️👩，對子弟進行啟蒙教育。如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而以獲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18](p10375)。蘇軾“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18](p10801)🛣。此外理學家朱熹從11至14歲時，也是受業於家中的。在一些世家大儒家庭中，還有以特色家學傳授為主要內容的👍，如胡宏即“卒傳其父（胡安國）之學”[18](p12922)🌦。而呂祖謙🃏，更是“本之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18](p12872)。中國古代肇端久遠的家訓教育🤷🏽，到宋代進一步得到發展，如司馬光的《溫公家訓》和《居家雜儀》、袁采的《世範》🧔🏽、陸九韶的《居家正本製用篇》🏌🏼♀️、陸遊的《放翁家訓》和趙鼎的《家訓筆錄》等為代表的家訓🚶🏻♂️➡️，除了提出了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家庭法規外🥨，還對家庭成員的日常起居及婚、喪、祭、冠等禮儀作了明確的規定👨🏽🏭。在家教內容上，主要通過家長對人生經驗的總結，向家人尤其是兒孫們進行如讀書、處世、擇友、從師🤼♂️、勤儉持家以及愛國主義思想等方面的教育。宋代童蒙教育除了通過學校和家庭這兩個途徑以外，以“宗約”、“義約”和講史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教化也是童蒙教育的主要途徑之一🧘🏼♀️。北宋仁宗慶歷年間💧，範仲淹在蘇州置良田十多頃，將每年所獲供給自遠族以下各房宗族衣食、婚嫁及喪葬之用，史稱“義莊”。並親自立下十三條“規矩”，成為宋代封建家族組織的典範💽。此後，許多官員競相仿效👺，一時間贍族人，立規矩以管教、約束族人的義莊大盛，形成了宋代以家族教育為特色的社會教化系統。如饒州鄱陽縣朱氏家族，每天由族長聚集子弟“訓飭”🤸，“久而成編”，內容包括父母🧚🏼♂️、兄弟、宗族等😿。而家居撫州🗞、累世義居的陸九淵陸氏家族，由一位最長者任“家長”，總管全家事🌄。子弟有過😝，家長聚眾“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每日晨起🪷，家長率子弟聚揖於廳🦸🏽♂️，擊鼓三疊，子弟一人高唱↙️🙍🏿♀️：“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19](p48)族訓、族規在利用宗法關系團結族人、教育族人的同時，對家族中的蒙童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宋代童蒙社會教化🤶🏽，最為有效的途徑是當時流行於市井的講史活動🔓。據載：“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20](p5—6)據張政＠②在《講史與詠史詩》中的考證👺✊：“此雲說古話即講史，近人治小說史者，已多言之。惟講史起源於兒童教育👩🏼🍼，則於此一段記載益可深切了解✌🏻。雲‘至說三國事，’則其所講必不止三國可知。必斂錢聚坐而後聽講，疑當時講史猶是巡回街頭✌🏽，逢場作戲🍑，無一定之所。……以此推想，講史初興時，其情形或即如此📿。疑最初在街頭講史者，乃失業之塾師🚸🧑💼。惜關於此類記載缺乏，不足以證明也🏢。”[17](p204)從這些記載和考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社會中以講史為代表的市井文化活動🛸，是通過人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將文化知識、倫理道德等滲透到蒙童的思想意識中🕺🏿👴🏼，從而起到對兒童進行教育的作用🚋。三“學而優則仕”色彩濃厚，為科舉製度服務的目的更加明確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因此，“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春秋戰國一經提出👨🏼🏫，便被廣大知識分子所普遍認同，進而形成傳統。這一傳統隨著科舉製度的確立和發展🧑🏻🦯➡️，到宋代被進一步滲透到了童蒙教育中。科舉製度對童蒙教育的影響越來越大，整個社會幾乎完全被籠罩在科舉的氣氛當中。當時😟，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勸學詩》🦹♀️、《勸學文》和《勸學歌》，其中最有影響的應數宋真宗為了鼓勵士人讀書👨🦽，以舉業為目標，親自寫的一首《勸學詩》🐛。詩雲：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21](p186)宋真宗將人生的功名利祿全部貫穿在讀書應舉之中，這對世人不可能不產生巨大的影響。宋人洪邁的《得意詩》和《失意詩》就形象地描述了當時人在科舉影響下的情況。其中《得意詩》雲🧔🏿♂️⇾：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22]（卷八）由此可見，人的一生最得意自然是金榜題名時，因為一旦科舉及第，就會有五種榮耀在等著：“兩觀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禦宴賜花✡︎🤞，都人嘆美，三榮也。布衣而入，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有喜，足慰倚門之望，五榮也。”[23]（卷十）但是，一旦科場失意，就會像《失意詩》所說的那樣：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子心。[22]（卷八）因此宋代許多人讀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安邦治國，而是為了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盡管宋代改革了科舉製度🧒🏻，擴大了取士名額👮♀️，但貢舉常科取士仍是“舉子多而額員窄”，為此，神童舉就成為世人入仕的捷徑。據載：“饒州自元豐末，朱天賜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24](p37)只要努力讀書🧸，一旦能在神童舉中及第，就會有享不完的榮華富貴。為了使兒童能專心致誌地讀書，有些父母采取“以竹藍坐之木杪（使兒童坐在竹藍裏，高懸樹上），絕其視聽”[24](p37)的極端做法，但結果卻往往是“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於中也”[24](p37)。即便這樣🏊🏽♀️🫲🏽，宋代人教童子讀書的熱情並沒有因此而降低，相反，宋中葉後，在京和州縣的小學以及私人開辦的私學紛紛建立，僅在政和四年京城的官辦小學中🤠，“小學生近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處之💇🏼♀️。……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上舍”[25]（卷三十五）。通過大興童蒙教育，宋代還真出現了不少聰明過人的兒童。諸如王禹＠③九歲、孔仲文七歲、蔣堂六歲🕰、黃庭堅七歲會寫詩、能作文的記載🥤，在宋代的文獻中比比皆是。而且從宋仁宗時起，設立童子科，的確有不少人通過神童舉進入仕途。據有關資料統計👏🏽，從仁宗朝到徽宗朝🫰🏽，通過童子科賜進士出身者20人🧏🏽→；高宗朝，求試者36人，授官者6人；孝宗朝求試者74人🧖🏿♂️，授官者7人[26](p71)。在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過程中，向幼童宣傳“學而優則仕”、“光宗耀祖”、“顯身揚名”的思想也成為童蒙教材的主要內容之一。僅以宋代王應麟編撰的😆🎵、在世上流傳最廣的😂👩🏽🦲、影響最大的《三字經》為例，在其最後一部分中🌲，編撰者透過歷史的長鏡頭，將焦點集中到了從先秦聖師孔子到唐代神童劉晏等20多位先師哲人的身上🧝🏿♀️。將82歲對大廷策🍷🧑🧒、中進士的梁灝和7歲中神童舉的劉晏作為榜樣，歷數他們泛舟學海、勤奮學習🧑🏻🔧、致力成材的故事，以娓娓動聽、具有強烈感染力的語言向幼童們宣傳“學而優則仕”的思想，鼓勵兒童“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4](p85)📊。盡管對大多數年幼的蒙童及其私學而言🔱，其所傳授的內容、學生的年齡、自身的條件等等，離科舉還有一定的距離，但宋代的辦學宗旨🍍、教育的目的，早已將科舉納入其中💥，已經承擔了科舉預備教育的重任。四著名學者和官員積極參與童蒙教育宋代童蒙教育得以迅速發展🚣🏼♀️，從很大程度上由於著名學者和官員積極參與🧘🏽♀️。就筆者目前所能接觸到的史料看來，宋代著名學者和官員參與童蒙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一是一面做官一面熱心從事童蒙教育的，程顥是也。程顥為晉城令，規定“鄉必有校……兒童所讀之書☝🏿💇🏼，親為正句讀……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在他的積極倡導下，幾百年與登科無緣的晉城，在“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余人”。[27](p328)一改當地“樸陋”之風俗。他在任扶溝縣知縣時，還提倡“以教化為先”[27](p636)👩🦲，興設學校🛸𓀖，聚邑人子弟教之🏂⬆️。再如《範氏義塾記》記載🎵：“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聞之也。範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鹹備，意最近古👯♀️🥎。……義莊、義學有補世教。”[28](p24—25)範仲淹以為官的身份興辦“義學”，也表明了他對童蒙教育的重視。二是親自參與童蒙教材的編寫🚣🏽。如朱熹、呂祖謙、呂本中🤾🏽♂️🟨、陳淳、真德秀、王應麟等都親自參與過許多童蒙教材的編寫🥭，其中如《三字經》、《童蒙須知》🕛、《少儀外傳》、《小學紺珠》、《小學》♟🧭、《性理字訓》、《小學詩禮》🙎♀️🔡、《訓蒙雅言》及《童蒙訓》等，都成為傳世佳作⛓️💥。社會著名學者親自編寫童蒙教材，不僅保證了教材的權威性，提高了教材的質量，而且也引起了社會對童蒙教育的廣泛重視👱。宋代著名學者和官員積極參與童蒙教育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國封建社會由於長期牢固地植根於小農經濟和血緣關系之中，形成了一種農業形態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分散🪨🚴🏻♀️、封閉👨❤️💋👨🗄、宗族性和凝聚力強，因而要想在這種文化形態之上，跨越通訊極為不便的各種農業生產和血緣關系中心，組織一個穩定的社會控製結構，其內部的主導因素是道德心態🧍♀️。宋代許多著名學者和官員清楚地意識到😗，在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中，僅僅依靠武力征服是不能維系國運長久的，要想使封建統治得以鞏固🪺🧑🦲，就必須將封建統治者希冀的意識形態轉化為大眾的意識🧙，因此，就必須抓住童蒙教育這一人生教育的關鍵時期。
其二，許多著名學者和官員都清楚地意識到📱，15歲之前的蒙童，物欲未染🤗，知識未開💆🏻♂️👞，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具有極大的可塑性💁🏼🏌🏼♂️。正如程子所言，“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不之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言辯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1](p1)。加之許多著名學者和官員也清楚地意識到，童蒙教育相對於很多貧民子弟而言，既是他們接受教育的開始💡，同時也是他們接受教育的終結🍫，為此童蒙教育被看成是一個人一生成敗的關鍵，因而被宋代許多著名學者所關註🐆。其三，宋代許多著名的學者或官員，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為了有效地宣傳和貫徹自己的思想🥶，他們每到一處🙏🏼，常常視社會教化為己任，註重化民成俗，廣泛宣傳治國安邦之道以及忠孝仁義等封建文化觀念，通過創新的學術思想和學風來影響世人，以實現封建文化人“為天地立新♝，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道德理想🏋🏻♀️。綜上所述🌒，宋代童蒙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最基本形態，它既是文化傳播的中介，又是統治者進行思想控製的重要陣地𓀅💝。它一方面通過廣泛的文化知識的傳播，將讀寫知識🧖🏿♀️、社會生活常識🙅🏻♂️、自然常識以及一些科學知識傳授給社會各階層，由此促進了整個宋代社會文化的相對普及和社會成員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以理學家為代表的👺🏜、掌握精英文化的敏感封建文化人，以異常的文化自覺，積極參與童蒙教育，他們從書齋走向社會🧓🏽😌，由廟堂走到民間🤛，編印教材🫱🏿🧑⚕️，開館講學，試圖通過童蒙這一人生的關鍵時期，將統治者有關倫理綱常的思想意識傳播👩👦🎏、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去，使社會成員從小就自覺接受建立在理學基礎上的倫理道德教化👨🏻🦰，在維護封建宗法社會的穩固💁🏿♀️、延續封建統治上發揮了獨有的文化效應。（資料來源🧚🏻♂️：《史學月刊》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