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毛澤東與胡適的相交➗，時間還是頗早的👈🏼。最初，他是通過文章知道胡適的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引用毛澤東的自述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毛澤東後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胡適正在這裏當教授。這期間，他們是有過聯系的🚬⛄️。胡適的日記裏，曾留下過這樣一筆：“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時間是1920年1月15日。關於這次會面👤，胡適在1951年5月讀到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時🍉，因為其中兩次提到毛澤東在湖南組織“自修大學”，便引起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學’見於記錄，似只有這兩處🐱，故我記在這裏。”
毛澤東自北京回到長沙後🆙，隨即給胡適發了一張明信片：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麽？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
毛澤東 寄寓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七，九
毛澤東給胡適的明信片原件保留了下來，這大約是這兩位重量級人物之間交往的最明確證據了。
因了這一層關系，毛澤東在延安時，曾請去那裏訪問的傅斯年代向胡適轉達問候🎐；借著這片東風，胡適在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8月，向毛澤東發一電文🙆♂️🙈，討論國事👵🏻，力勸毛澤東及中共領袖：“宜申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此時兩人的思想，已相去甚遠🧜♀️，毛澤東當然不可能接受胡適的建議。
除去這樣政治0️⃣、文化的交流外，意外的，胡適還讀到過毛澤東的詩詞，並有過評價。雖然從解讀的角度和興味看，並未顯現出他作為新文學運動開山祖的胸懷，而是帶有一些政治偏見的看法🎄，可是，胡適仍不乏文字敏感。盡管他先前未讀過毛澤東詩詞，可報上誤印製的錯誤卻能立即發現並指出🫅🏻，這功夫還是令人十分佩服的。
1941年2月初，正在美國擔任大使的胡適，從當地的《華僑日報》上，見到轉載的一篇署名“葉林”的文章《關於朱毛的片段》。文章引錄了毛澤東的詩詞各一首，朱德詩作三首。這引發了胡適的興趣🧑🏽🌾🏊🏿。他將文章剪了下來🛴，貼在日記本上🧝🏽，並對兩人的詩藝加以評議。
胡適當時見到的毛澤東詞，是作於1935年10月的《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詞中“望斷南飛雁”，報上誤印為“望漸南飛雁”。這個“漸”字，引起了胡適的質疑🏃➡️。他動筆將此字圈了起來🖕🏻🏄🏼♀️，在旁邊加一個問號。“望漸”意思不通↗️，對文字敏感的胡適馬上註意到了。此文在引這首詞時，並沒有詞牌🕤，胡適讀畢，在詞末加註：“清平樂。”
葉林文章中引用的毛澤東的詩💬，是作於1935年10月的《七律·長征》。這首詩人們雖然熟悉😇，可當時所見字句與現在發表的略有不同，值得照錄：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泊懸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紅軍過後盡開顏。
與現今定本不同處有二🤹♀️：“金沙浪泊懸崖暖”🥳🎍，今作“金沙水拍雲崖暖”：“泊”字當為誤抄或手民誤植。“浪”字👩🏻🦱，後來毛澤東自註：“水拍：改浪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懸崖”是傳抄有誤還是作者當時原文，這裏就不好臆測了➖。
“紅軍過後盡開顏”，如今版本為“三軍”。現在看來，定本的意味要深長一些🫃🏻，內涵也較廣☢️，可“紅軍”是當時稱謂😆，作者當時用的就是“紅軍”二字🤘🏻，也有可能🧘🏼。
毛澤東詩詞之外👩🏼🎨，還例舉了朱德的三首詩🚺。因為胡適也有評價，所以值得略加介紹🦒。
《移太行側》
停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
戰士怯衣單🫅🏽，夜夜殺倭賊👫。
《住太行春感》
遠望春光鎮日陰，太行高聳氣森森📗。
忠肝不灑中原淚👨🏿🏫，壯士堅持北伐心。
百萬新師驚賊膽，三年苦戰獻吾身。
從來燕趙多豪俠🧑🏻🦽➡️，驅逐倭兒共一樽。
這兩首詩🌋，後來發表時多有改動。例如第一首中“停馬太行側”🤾🏽♀️，後來改為“佇馬太行側”，文氣多了：“戰士怯衣單”改為“戰士仍衣單”，意思好了許多。兩首的題目後來也都有改動。
讀完毛澤東、朱德詩詞✳️，胡適在日記裏發表議論🤜🏽：“毛的詩詞還可看。”針對毛、朱二人均寫舊體詩🧿，胡適感到頗為不解🤽🏽：“兩人各有七言律詩一首🤦🏻♂️。這些新人偏要做舊詩🙇🏿♀️，真可怪！”
1959年，在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於3月寫作《自由與容忍》一文時👨🍳，讀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大約因為大陸大批胡適未久🫷🏻♧，積了一肚皮的怨氣，胡適便認為這本小書由“文物出版社”（胡適日記裏加有“所謂”二字）出版🛴，“真有點肉麻🖖🏼！”對於寫成並發表未久的《遊仙 贈李淑一》（後更名《答李淑一》）一詞👨👧👧，胡適抄錄了下來🎅🏼，並發表評論🎐：“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裏”⚃：
《遊仙 贈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胡適說此詞“沒有一句通的”，是什麽意思？大約是說押的韻腳吧💆🏻♀️。在當天的日記之末，他這樣說：“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此通韻法。”胡適本人是深通音韻的，可他不敢過分自信🧎🏻♂️，還請趙元任來幫忙。趙元任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對音韻研究甚深，造詣極高，他的看法，應該是不差的💆🏿♀️。
這首《蝶戀花》詞，胡適僅從韻腳不協這一點，認為此詞“沒有一句通的”，感覺上有些泄憤的意思。詩詞還應當從內容、意境等方面解讀👩🏿，可胡適完全不言及此🪭，有以偏概全的味道⚆。他在前面所說“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一句👨🏻🎤，大約是從其他資料上見到大陸文人寫的有關此詞的解讀文章而發。從胡適的基本觀念出發，這樣過分吹捧國家領袖的做法，是不恰當的🙎♀️。
可以證明胡適對毛澤東詩詞有政治偏見的🤾♂️𓀊，還有著名學者何炳棣的一段回憶🚰🐿。1960年8月，何炳棣來到胡適在紐約的公寓。胡適在談話中告訴說，何炳棣在1958年英譯的兩首毛澤東《沁園春》（一為《長沙》💅🏿🩰，一為《雪》），他看了後很不舒服🫅🏼。何炳棣在英譯序文中對毛澤東的詩詞才華作了肯定，胡適卻誇張地說🚴🏿♂️：毛的那兩首詞裏的有些句子，還不配稱為薛蟠體呢🪦。何炳棣堅持不讓。他指出毛澤東詞的修辭、氣魄、意境（例如1925年所寫的《長沙》🚵🏽♀️，前半寫景之中摻進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等等），皆有可取之處👰🏽♀️。胡適還堅持自己的看法。何炳棣另辟蹊徑★，說胡適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寫的《齊白石年譜》中，稱贊齊白石的詩作得好，好就好在他的薛蟠體，為何現在對毛澤東的詩詞又用雙重標準來挑剔指摘呢？胡適略思考一下🎸👨🏽💼，忽然用英文說：“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須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也隨即用英文回應：“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國20世紀文藝復興之父都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麽會是一個糟糕的詩人呢？🧘🏿！）聽到此，胡適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顯然，胡適對大陸的認識，影響到他對毛澤東詩詞的基本判斷。
據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回憶，1956年時🚵🏽，毛澤東曾說過：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麽？批判嘛🤦🏻♂️，總沒有什麽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從胡適的為人及為文表現的立場看🤫，毛澤東並不多麽了解新文化運動之後的胡適。那麽💀，胡適在那以後的歲月🧏🏻♂️，不理解毛澤東🧑⚖️，同時很難領會毛澤東的詩詞意味💂🏻♂️🔔，也就很正常了。不過☀️，透過胡適對毛澤東詩詞的閱讀，我們還是能看出👵🏻，政治態度的異同，完全可能影響到文學欣賞及評價，雖然我們知道這兩者之間彼此評價標準相距甚遠➛🧘🏼。（新聞來源：南方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