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東亞文明的中心📏。中原的周邊民族自古以來便有學習漢語、漢文的傳統。中原漢地的歷代統治者，為與外界溝通💫，亦註意設館教授外族語文，同時非官辦的外語的教學也有所發展🍓。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這個觀點來談論語言教學🎄，歷史上某些非漢族語言既是外語👷🏼♂️，也是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今天我國一些跨國境少數民族的語言也是這樣🧑🤝🧑。故我們研究古代外語教學史時，亦應註意我國對周邊民族語言的研習活動。
遼金元時代異族文字的研習
契丹人操一種古蒙古語方言，原無文字，以刻木記事。遼朝建立後，契丹人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創製了契丹文。神冊五年(920)💆🏼♀️，契丹人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將所學漢字“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①。《契丹國誌》也稱契丹字有數千👤。這種文字稱為契丹大字👧。數年後，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弟耶律迭刺受回鶻文拼音影響📕，在大字的基礎上製契丹小字②🐴🧑🏻🚀。契丹文流傳不廣，學習者多為契丹貴族及女真諸部貴族🔜。遼亡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金政權繼續采用契丹字③。耶律大石建西遼，把契丹字傳至西域。甚至有些西遼漢官也掌握了契丹文。13世紀初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西征至中亞，曾向一位西遼郡王李世昌學習遼字，他自稱“期歲頗習”④。
女真語是滿一通古斯語的一支。從語音學的角度看👨🌾，女真語更接近於今赫哲語，即俄羅斯遠東的那乃語。女真原無文字🪁，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命完顏希尹和葉魯仿契丹文和漢文創製女真大字，於天輔三年(1119)頒行後，金朝在各路設學校教授之🔱。天會三年（1125）😍🤹🏿♂️，葉魯(耶魯)受命赴上京“教授女直字”🧗🏼♂️。金熙宗時又創製了女真小字🌵👨🏼🚀。世宗大定四年(1164)，金在各謀克中選擇良家子為女真字學生。九年(1169)又從各路學生中選優者100人至中都進一步提高女真文水平⑤🚵🏿♀️。十三年在中都設女真國子學🤰，有兩個等級學生共200人🩵🧜🏽♂️；並在諸路設府學👩❤️💋👨、州學22所🌠，以新進士為教師🎯。學生不但有女真人🧑🏼✈️，也有漢人⑥🧛🏽。金亡後👩🏼⚖️，留居東北的女真人在元明兩代仍然研習女真字，直至明正統年才廢棄⑦🎽🧛🏿♂️。金代為教授女真語，應當編有女真文字書。
唐代碎葉川的西突厥突騎施部采用源於阿拉美字的粟特字母創製了一種突厥文，後為西遷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鶻人(畏兀兒人)和哈迷立人所使用，我國一些學者習慣上稱為回鶻文，在元代稱為畏兀兒文或“北庭書”。畏兀兒是金元時代西域文化發展程度最高的民族。西遼皇室從畏兀兒延請學人，教授皇子學習這種文字。入元以後🏋️，由於蒙古貴族的征服，中原與西域的關系空前地密切起來🧑🏫，畏兀兒文也傳入漢地。
蒙古國初期宋朝派往北方的使臣曾了解到蒙古國使用三種文字🛷🧍♀️，既蒙古文、回回字和漢文👩🏽🏭。行於回回之地的官方文書用回回字💷，由田鎮海主之。據宋使觀察，“回回字只有二十一個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湊成”。在漢文文書的年月之前，鎮海常“親寫回回字🦶🏼，雲付予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⑧💅🏻。
許多學者都把《黑韃事略》中提到的“回回字”釋為波斯文，筆者在《《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⑨一文中也發表過相同的意見。這一推測有重要缺陷，即忽視了鎮海所主持的“回回字”只有21個字母🪆，而波斯文有32個字母，與此數不符。史書對鎮海的族屬說法不一，但不外於克烈人和畏兀兒人。當時克烈人信奉的是聶思脫裏教🐔。畏兀兒人信奉的則是佛教或聶思脫裏教🧑🏻🔬。當時在克烈部和畏兀兒之地，並不存在有組織的研習波斯文的活動🧴。畏兀兒文使用19一23個字母，其數目因時代和文獻而異💍。元陶宗儀《書史會要》說🕉，畏兀兒字有20余個字母💏🦸🏿♂️，除重名外只有十五個音🥕，因此產生代用字母10。正與此合。《黑靴事略》提到🚚，蒙古字與“回回字殆兄弟也”畏兀兒體蒙古文的確是在畏兀兒文的影響下創製的。因此鎮海所主持的“回回字”是畏兀兒文。
蒙古人攻占華北和西域後，許多蒙古官吏和色目貴族遷居中原🤞，為統治漢地🛕，需要大批翻譯人材🗯。金朝淪陷區內舊有的國家機器被打碎，多數漢人絕了仕途，而會“回回字”即畏兀兒文和蒙古語的人卻可輕易獲得一官半職或做通事🏄🏽♀️，作威作福，所以燕京城裏“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靴人譯語”11👱🏽♂️，往往初學者研習不久，便被拉去當翻譯。
蒙古原無文字，成吉思汗滅乃蠻時，俘獲在乃蠻部任職的畏兀兒人塔塔統阿，方知文字之重要，遂命塔塔統阿依照畏兀兒文字母拼寫蒙古語🙅🏻♀️，自左向右豎寫，並教授蒙古弟子，是為畏兀兒字蒙古文。金末在華北蒙古國轄區內，蒙古文、畏兀兒文與漢文同為官方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命吐蕃人八思巴製作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後稱蒙古國書)，至元六年(1269)頒行後，畏兀兒字蒙古文不再作為官方文字🥥，但仍在民間流行🚊。以後迭經改革，沿用至今。八思巴字由藏文字母改進而成😍，共有字母四十多個，自上而下直寫，自右向左行🖋。它采用漢字方體字形🍶，一個方體字拼寫一個音綴🙅🏿♂️，致使語詞割裂🔏，不易識讀。
頒行蒙古新字時，世祖曾明確規定用以“譯寫一切文字”👨🏻🌾。故八思巴字除用以拼寫蒙古語以外，也拼寫漢語，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有拼寫蒙古語和漢語時所代表的音值不同。元世祖企圖以一種通用字母拼寫蒙、漢、藏等各民族的語言的努力，實際上是中國文字史上一次空前的創造性的嘗試🧑🏼💻，也是製作漢語拼音字的第一次嘗試。
至元八年(1271)元政府在大都設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員🚡，選子弟俊秀者入學”。初設時“未有員數”。大德十年(1306)，政府為學生增加“廩膳”，改進待遇，人數也由過去的30名增至60名✯。延祐二年（1315），學生數增至百名，其中蒙古人50名，色目人30名，漢人20名。此外“百官子弟之就學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因聽課人數過多，曾一次減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員”。為解決希望就學人數與學生員額之間的矛盾，政府允許在一百人名額之外👩🌾，再增加50名，其中漢人30人🧘🏼♂️，蒙古人20名，但其中只有30人可享受政府一年二次發給的紙劄筆墨。
諸路的蒙古字學設於至元六年(1269)🦮🔚，比燕京的蒙古國子學早兩年🦹🏽♀️。中書省規定🤦🏽♀️，各地方官可送子弟入學，人數依級別而異。民間人士入學者在25人至30人之間。學生可依法免除雜役🧑🏻🦼，專心學習。大德年間各州府的入學名額也確定下來，約在10名至20名之間。元貞年間政府確定各地須劃出一定的田地🏄♀️，以其收入用作蒙古字學生員的生活費用🍤。
政府命將《通鑒節要》譯為蒙古文以為大都的蒙古國子學和諸路蒙古字學的教材♖。其學官稱教授🍻。府州級的教授初定為從八品再任路級教授，可升為正八品。大都的蒙古國子學學員畢業後🤾🏻♀️😜，政府“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至大二年(1309)，在學校設“伴讀員”40人，大約相當於輔導教師，以在籍上學員學問優長者補之。地方學校的學員畢業後📗，也須通過翰林考試🚣🏽，合格者可充學官譯史等職12。
唐以後，用漢字錄寫他族語言，編寫字書的傳統代有其人😦。元代為方便漢人與蒙古統治者交往，編寫過《至元譯語》一類的書籍🙋🏽♂️，以漢字錄寫蒙古語詞匯，再給出漢語釋義🪿。這種字書繼承了北朝時代以漢字“錄寫本言”🤢，再加漢字釋義的古老傳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雙語對譯字典。
在大多數場合下，元代漢文史籍中提到的“回回文”和“回回字”🫅🏼，並不是田鎮海所主持的畏兀兒字👼🏼，而是另一種文字🧶。回回文字的地位特別重要，元政府在主要的機關內都設有回回椽史🟩🤿，回回譯史或回回令史等官。王惲《中堂事記》(上)記雲，回回譯史麥術丁“其所譯薄籍搗治方厚👍🏽，尺紙為葉，以木筆挑書普速蠻字⚪️，譯寫眾事，紙四隅用縷穿系，讀則脫而下之”13。普速蠻，即波斯文musalman的音譯，義為穆斯林。明代《回回館雜字》“地理門”第89詞為musalman🧙🏿，漢字註音“母蘇裏馬恩”，旁譯“回回”14，可見麥術丁這類回回譯史🫵🏼、回回椽史和回回令史等人所書寫“普速蠻字”應是波斯文，他們的主要職責就是擔任漢語與波斯語互譯工作👨🏻🦽🏪。
元政府為了培養譯員，設置了專門機構。據《元史·百官誌》記載，元世祖於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但這個回回國子學估計不久就解散了。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按世祖舊製“篤意領教”。由於回回字“便於關防取會數目”，西行的使臣🌲，東來的西北諸王差官所攜帶的關防文書，多以回回字寫成💠🌎，所以必需培養能書寫波斯文的專門人材👳🏿。
至泰定二年(1325)🙅，入回回國子監學習波斯文的“公卿大夫子弟與夫凡民之子”日漸增多，其學官及生員總數共50余人。其中受元政府資助“飲膳者”者，有27人🧘。元政府遂下令，對未能享受供給的一名助教和24名生員也提供飲膳。當時政府“百司庶府所設譯史”，都從回回國子監內選取生員充任15。
回回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內教習波斯語的教材，今已不存。元陶宗儀《書史會要》中稱：“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橫行而寫，自前向後，復歸於前”。這份回回字母表，與回回國子學或回回國子監的教材或許有一點關系。回回國子學內還教習一種稱為“亦思替非”的文字🐅。這種文字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已經很少有人掌握了🎾🚶♂️➡️。回回人麥術丁對總製院使桑哥提出：“亦思替非文書學的人少有，這裏一兩個人好生理會有🛑，我則些少理會得。”這就是說8️⃣，當時社會上學習亦思替非文字的人極少，麥術丁手下只有一兩個人會這種文字，向他本人只是稍通。麥術丁恐怕“咱每後底👨🦲，這文書莫不則那般斷絕了去也麽”，他擔心下一輩人將不再懂得亦思替非文字💇🏽♀️，遂要求政府設置官學，教授這種文字16。但此議事並未立即施行👨🏻💻。根據《元史·選舉誌》記載，兩年以後，至元二十六年(1289)🖱，尚書省又向元世祖提出🧑🍼，翰林院益福哈魯丁通亦思替非文字，要求授之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製”，進行教習，這一建議得到了元世祖的批準🧑🏼🦱👵🏿。
日本學者巖村忍認為™️，“亦思替非”可能是Istanbuli“伊斯坦布”語👩🏻，即拜占廷語的音譯17👊🏽。吾師韓儒林教授曾推測😱，亦思替非文字可能是波斯文🍮。上面提到，元政府各部門都設專職波斯文翻譯人員，與《通製條格》中提到的很少有人會這種文字的原意不符🤷🏿♂️。邵循正先生在《刺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紀》譯釋》中提出，“亦思替非”應為阿拉伯文istafa的對音，義為穆罕默德之文字🏂🏽。而筆者曾根據要求設置官學教習亦思替非文字的是《中堂事記》中提到的回回譯史麥術丁，他本人既然只稍通亦思替非文字🦹🏽♀️，故亦思替非文字不可能是波斯文。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的關系有如日文與漢文，波斯人即使未學✍🏽，也能稍通😣，故筆者曾設想亦思替非文字應是阿拉伯文🍬📰。
我國學者對亦思替非文字的討論引起了伊朗學者的註意。1993年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的德黑蘭大學專家巴赫蒂亞爾(Mozafar Bakhtyar)撰文指出💇🏻♂️，istifa即“亦思替非”的本意是“獲取應有之權利”，或“向某人取得應得之物”🏷。而作為專有名詞其意為🍬：“財產稅務的核算與管理”。在古代伊斯蘭國家的財務部門稱為“亦思替非部”🧛🏿♂️。“亦思替非”是一種特殊的文字符號，用於國家文書之中🪂。它有特定的寫法與規則。國王及政府有關財務稅收的詔書清算單據🧶，稅務文書等都用這種文字書寫🙇🏼♀️，而用一種稱為Siaq的方法計算🧑💻。這種文字類似縮寫符號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標音👩👩👧👧。這種數字在塞勒柱帝國時代已經廣為使用18🚊。故在回回國子學中所教授的亦思替非文字，就是回回財務會計人員所使用的一種速寫數字0️⃣。
我國最早的亞洲學院——明四夷館
明承元製，繼續與周邊各族、各國往來，在翰林院內設置四夷館。西方學者如伯希和🧼、威立德20🐲。和本田實信在研究四夷館時🖇，都把四夷館理解為“翻譯處”，或“翻譯局”。其實🏄🏻♂️🧜🏿，四夷館是一所學習👨🏽🎤、研究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化的學校和研究所𓀋，其中的漢字“館”的含義為學校🙆🏽♀️。所以“四夷館”是我國最早結構完備的、帶有語言教授功能的“亞洲研究院”。四夷館設於明永樂五年(1407)，包括八館。四夷館繼承了古代的傳統，亦以地名、國名來稱呼所屬各館📶：即靴靶館、女直館、回回館、西番館⚒👰♀️、西天館🤵🏻♀️、百夷館、高昌館、緬甸館🏝。《明實錄》記其成立雲：“因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通。命禮部選國子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學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仍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準出身🙎🏻，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21
教授“四夷語言”的教師在設館之初，當多為通曉本族文字的少數民族人士，而入館學習的主要是官僚弟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證明官僚弟子多不肯努力讀書，在館中廝混多年也不能學成而為國家所用。明中期以後，政府決定四夷館教員的弟子可入館學習，將來繼承父兄之業🍒🧑🏿🎄，生源問題這才得到解決🙍🏽♀️👳🏼。滿清入關後，順治元年(1644)，改四夷館為“四譯館”。
明代的四夷館不同於北魏時代的四夷館🏄🏽♀️，它主要是一個語言、文字的翻譯機關的和教習機構。明代丘的著作很清楚地說明了四夷館的作用：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文皇帝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靼🧑🏻🦯、回回……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使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授以官🍽，蓋重其選也🙏🏿。”22這是說，佛教入華前，朝廷雖然早就有在官府中任職的翻譯🚫，但因為周鄰諸國諸族多無文字8️⃣，翻譯的主要工作是擔任口譯🥻。佛教傳入後，翻譯大興，要務是譯解佛書🧝🏽，而非“通華夷之情”。而最早創立亞洲語言教習事業的是明成祖🤳🏽🅰️。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下詔🧜🏽♂️，命翰林侍講火原潔和編修馬沙亦黑編寫《華夷譯語》🕴，並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刊行於世。這種《華夷譯語》被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教授稱為“甲種本”23。甲種本《華夷譯語》是一部漢—蒙分類詞典。
永樂五年(1407)，設立四夷館以後，各館為教習番語開始大規模編修《譯語》和《雜字》。這種《華夷譯語》被石田教授稱為“乙種本”。其中的“雜字”部分，是現存我國古代翻譯界和外語教學界編寫的規模最大👩🏽🎓、種類最全的番漢對譯字書。當時中國人尚不知按詞匯拼寫的字母來排列語匯，所以使用的是古老詞意分編類法👮🏿♂️。分類分別為“天文門”🛏🤏🏽、“地理門”等🥙，相當於今天的分類字典🐸。有些《譯語》還有“來文”🥗，即諸番來使進貢表文。四夷館匯集各番“來文”用於教學👨🏽🍳，故有時又稱為四夷館課。但這些表文並非原本，明顯是帶有漢語背景的人偽造的，其作者很可能是四夷館的教師。
另一種是明末茅瑞微所輯之《華夷譯語》。這種《華夷譯語》亦有各種抄本存世，只寫出漢義和漢字註音，不寫原文。石田幹之助稱之為“丙種本”🧹。
乙種本與兩種本分別繼承了古代以漢字“錄寫本言”和夷書、漢字音譯並存這兩種不同的雙語對譯字典的傳統⚰️。這兩種本子是分別獨立編成的，所以有很大的區別👩🍳。
據元代留下的蒙—漢對譯字書《至元譯語》可知，元代編成的這類資料一般不出現番文🤦🏻♀️。而北京圖書館中所藏《華夷譯語》中有一種清袁氏貞節堂抄本的“譯語”🤙，書無序🤾🏼，封面題“譯語”。這部《譯語》只包括蒙古⚰️、委兀兒(即《高昌館譯語》)♨️、回回、河西四種譯語💁🏻♀️，抄寫時每頁橫分3欄💺，豎11行👩🏼🦳，每行包括譯語3個詞。其《回回譯語》部分共分為17門，收波斯語詞匯673個🫨🪂，只有漢字音寫和音譯，說明它就是“丙種本”🤹🏿。
這個抄本最後一頁上有原抄者手書的一方八思八字篆體“太尉之印”官印🍼🤽🏽♀️。印上方題署“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月日中書禮部造”📼。宣光為北元年號。以此觀之✡️，此抄本所據底本的最早抄錄時間在明初，而其祖本則應成書於元代。這說明丙種本中的蒙古、回回、委兀兒(高昌)與河西四種譯語有可能是從元代流傳下來的。
各館譯語在亞洲外語教學史上的重要作用，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女真譯語》👲🍖，早在上個世紀末便有德國柏林大學教授葛魯貝氏對此進行研究24。“二戰”後日本學者山本守、山路廣明、西田龍雄等先後出版多種論著研究《女真譯語》。我國學者新近的研究成果當屬金光平、金啟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25與道爾吉與和希格的《女真譯語研究》26。《韃靼譯語》德國學者黑尼士作過研究，他的《漢—蒙古語詞典腳是一部將《韃靼譯語》逐個轉寫🤳🏻、翻譯並加索引的著作。臺灣臺聯國風出版社的《遼金元語文僅存錄》雖然只是將《至元譯語》、《韃靼譯語》🤔、《盧龍塞略譯語》、《登壇必究譯語》、《武備誌譯語》、《武備誌北虜譯語》等資料匯集刊出，但書後附有按筆劃排列的漢字索引📻。《高昌館譯語》：匈牙利學者李蓋提(Ligeti)曾作過詳盡研究。我國學者胡振華📢、黃潤華亦曾作校勘整理，並於198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回回館雜字》最先由日本田阪興道與本田實信作過研究，近年來筆者在其基礎上研究亦取得進展。這些資料尚未引起我國外語教學史學界的重視1️⃣。
四夷館設立後🐥，各館負擔起外語人材的培養教育與官方翻譯的工作。由於明朝譯館為數有限👩🏻🎨，而天下之大🎭，語言各異，難免會出現使臣貢表文字無人可識🖖，回賜表文亦無法撰寫的情況。於是明政府規定🥴，在這種場合下👳♀️，必須使用雙方都通曉的第三種文字，“以通華夷之情”。例如回回館並不限於與穆斯林諸國打交道。《明實錄》記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逞羅國使臣入華事雲：“逞羅國王國隆勃刺略坤尤地亞，遣使臣江悅等”攜“金葉表文入貢謝恩🧝🏿♀️，且言🧋：‘舊例🐁，本國番字與回回字互用⛩。近者🐆，請封金葉表文及勘合咨文間有同異👨🏽🏫。國王凝(疑?)國人書寫番字者之弊，乞賜查辯。”，這是說，過去暹羅與明朝往來有時用暹羅文(泰文)，有時用回回文(波斯文)。但當時明朝官方執掌暹羅文的譯臣水平不高🍹，以致回賜的表文和勘合文字逞羅人不能識得，暹羅方面要求明朝調查🤢。明朝掌暹羅文的譯臣非但暹羅番字寫不好❤️🔥，連暹羅國入貢的表文他也認為“難於辯識”🐨。明政府只得決定，讓暹羅使臣回國自行究治。並且明令他們，今後只能用回回字(波斯文)與明朝往來✦，“不得寫難識番字，以絕弊端”28。不過，這畢竟是一件使明朝這樣一個渙渙大國難堪的事，遂有後來萬歷七年暹羅館之設。這說明隨時代變遷，有些語種的作用日見重要，但又不再初設的八館之內🧖♂️，只能設立新館教習👻。
元亡以後，控製中亞的東察合臺汗國和帖木兒帝國統治集團雖繼續使用畏兀兒文，但察合臺文已占據主要地位。但有明一代，直至清前期，始終不適應西域民族文化環境的變化，一直堅持用畏兀兒文❇️，繼續在高昌館培養已經沒有多少用處的畏兀兒語翻譯人材🎅🏽。直至乾隆年平定淮葛爾部以後📪，高昌館撤銷29😵。
常誌美與《米諾哈誌》
明代及清初中國穆斯林經堂教育之中的回回語言文字之學，是當時民間外語教育的主要內容。我國回族學者論述經堂教育歷史的文獻雖然不少✖️，其中包括龐士謙先生的傑出論文《中國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課本》30🪁，但深入研究者卻很少見🤦♀️。1978年夏😴🙌🏿，伊朗學者謝裏亞特為編寫校訂《波斯語辭典》在北京收集資料🕳。他在東四清真寺參加聚禮時看到三份內容相同、他過去從未聽說過的波斯文著作抄本，題為M inhajal一Talib🥙，譯言“學習門徑”🫱。作者自稱“中國山東學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書成於回歷陰歷1070年5月主麻日(清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十七年正月👷🏼♀️，1 660年l～2月)。
從內容上看，這是一部波斯語語法書🧛🏼♂️。謝裏亞特得允復製攜回國後，對這三各抄本互校，整理出校正文本，於1981年出版31。經查證資料後發現🕖，這部著作是世界上獨立寫成的最古老的以波斯文寫成的波斯語語法書。得知這一發現後，筆者按圖索驥，在南京太平路清真寺中也發現了這部著作的一個抄本。足見其流傳之廣💉。
筆者發現，這部題名為Minhajcal一Talib的著作🛎，就是明末清初回族著名學者常誌美撰寫的《米諾哈誌》，這是明清時代民間穆斯林經堂教育的語言教材之一。所謂“中國山東學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中的zinimi的構詞方式是波斯語常見的地名+-i式，意為某處人氏，這個名字在一個抄本中寫作zinibi，其最後一個輔音-b-字母與輔音-n-的寫法基本相同👨👩👦，只是音點位置有異💴。故這個人名應為Zinini之訛💇♀️。Zinin即山東濟寧🍆，Zinini義為“濟寧人”。常誌美生前曾長期主持山東濟寧清真寺(東大寺)教務，所以自稱“濟寧人”👭🏻。
《米諾哈誌》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包括以下各節🏪：不規則動詞詞法💝、不定式💂🏼♀️、過去時👨✈️、其附屬人稱及否定形式、將來時🏑、其附屬人稱及否定形式、命令式和否定命令式🪅、主動名詞和被動名詞、形容詞🏍。從規模上來看🔽🛒，《米諾哈誌》已經包括了波斯語書面語的絕大多數語法現象32。
波斯語是一種印歐語🤶🏿。《米諾哈誌》是了解古人對印歐語語法解釋的一個理想窗口🦐，也是衡量古代官設與民辦的外語教學的水平的一個重要參照物#️⃣。此書雖然在波斯語教學史上有重要作用🚬👨👧👦，但它作為波斯語的入門書並不合適🧑🦼➡️，通篇是語法條文，回族經堂中的波斯語的教學效果不佳恐與此有關🕒。
葡萄牙人東來以後，在澳門開始了葡文和拉丁文的教學活動。清政府亦在同文館內開科教授歐洲語言，還編寫了番漢對譯字典⛹🏽，收於《華夷譯語》之中。我國外語教學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註釋☀️：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錄》;《遼史》卷75《耶律突呂不傳》及卷76《耶律魯不古傳》。
藝術中國[http://www.artx.cn]
②《遼史·皇五子表》。
③《金史》卷66《傳》🦗🦌。
④《湛然居士集》卷8《醉義歌序》👚，謝方點校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171。
⑤《金史》卷51《選舉一》。
⑥《金史》卷99《徒單錳傳》🈁；並見《晏臺女真進士碑》🥸🧏♀️。
⑦參見金光平🏄🏻♂️、金啟：《女真語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頁29一30。
⑧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冊39，葉8。
⑨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一13期👩🏼🦳，1 989一1 990年。
10《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
11《黑韃事略箋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冊37，葉9。
12《元史》卷81《選舉誌學校》💾。
13《秋澗集》卷80✊，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頁769🤑。
藝術中國[http://www.artx.cn]
14 參見拙文《《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頁1 74🙇🏼🖨，第8行。
15《元史》卷81《百官誌》，中華書局標點本𓀋，頁2028~ 2029。
藝術中國[http://www.artx.cn]
16《通製條格》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頁80。
17《亦思替非文書考》🦸🏿，刊於《巖井博士古希記念文集》，見頁115一117。此文承徐文勘先生見示🧎♀️➡️，謹此誌謝。
18《亦思替非考》🛶，刊於《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葉奕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頁44一50。
19參見道爾吉💆♀️、和希格🫰🐘：《《女真譯語》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增刊，1983年，頁249一251。
20《四夷(譯)館一翻譯局研究史料》，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報》，1943一1946年🍡，卷913。
21《太宗實錄》🚦♥️，卷48。
22《大學衍義補》，卷145➰。
23《女真語研究🕵🏼♀️。新資料》，昭和六年(1931)桑原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
24 D r. W ilhelm Grube🎐，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 cen🤛🏻，Leipzig，l896(《女真語言及文字》🚵🏼🥻，萊比錫，1896年)。
25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內蒙古大學學報增刊🚟，1983年。
2 7 E rich H aenisch，Sinomongolische Glossare，I Das H ua一Iih一yu，Berlin 1957😦。
28《孝宗實錄》，卷2，九月己酉條。
29參見拙文《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的語言交往》🔜，刊於《學術集林》，卷7。
30原載《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4期🏃🏻♂️➡️，復重刊於白壽彝《中國伊斯蘭史存稿》中➡️。
31學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著，謝裏亞特博士校勘:《學習門徑一一最古老的波斯語語法書》，伊斯法罕，伊斯蘭太陽歷1360年(Mihajal-Talab，Kuhantarin Das- tur-iZaban-iFars,Muhammad b.al-Hakin al-Zinim- i,bakushish-i,Duktur Muhammad Jawad Shir’t，Isfa- han，1360)
32參閱拙文《《米諾哈誌》的作者及其波斯語動詞分類原則初探》，刊於《中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版🪰。
（文章來源：《江海學刊 》1998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