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或稱稷下之學(約公元前4世紀60年代至前221年),是我國戰國時期齊國的官辦大學堂🙆🏿。它是以位於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的稷門附近而得名。漢代徐幹曾追述說：“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官（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中論·亡國》）🪚。作為當時東方文化教育與學術的中心，它既弘揚了西周官學的辦學形式，又綜合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長處，為先秦教育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對我國尊師重道教育傳統的豐富和傳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尊賢禮士🧑🦱，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
稷下學宮是中國封建官學的濫觴，在某種程度上它的產生又促進了私學的發展🕶。春秋戰國時代，我國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轉變👨🏻🏭，西周奴隸製官學已不能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官府壟斷文教的局面被打破‼️。由此私學興起，並影響和推動了當時諸侯各國公室養士用士製度的發展。齊國富有收攬賢士的光榮傳統🧑🏻。田齊奪取政權後，隨著政治經濟的迅速發展，擴大了禮賢的規模💳，專門設置了培養官僚和政客的大學------稷下學宮，廣招人才。齊政權尊賢禮士👨🏼💼，在政治上給他們以相當高的地位，在經濟上給他們以豐厚的待遇。凡來稷下的學者，都要經過齊王召見，或伺機覲見，通過問答及對其學術水平、社會名望🧘🏿♀️🏊♂️、帶徒多少、資歷深淺等條件的了解🥀，授予不同的等級稱號，按等級享受不同標準的待遇🛅。例號稱“稷下之冠”的淳於髡有功於齊🩳，被貴列“上卿”；孟子被列為“客卿”⛏；荀子則是“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宣王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政權為這些稷下先生們“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府第壯觀，俸祿優厚，很是誘人。齊國“立淳於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說苑·尊賢》），完全是一方諸侯的宏大氣勢。孟子離齊時，齊威王曾以“饋兼金一百”與之🥗💁，齊宣王也以“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公孫醜下》），為條件來挽留孟子。不僅如此，田駢“設為不宦”🏋️♀️♤，齊為他“訾養千鍾，徒百人”（《戰國策·齊策四》）💇🏿♂️；孟子出門時“後車數十乘，從著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排場很是闊氣🌤。齊國君視他們為“瑰寶”，把他們看成是光照千裏的人物，是金銀明珠無可倫比的寶貴財富。這不僅防止了人才的外流🙊🪚，而且吸引著天下名士紛至沓來👰♀️，使稷下成為當時人才聚集的學術中心和教育場所。齊宣王時“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鹽鐵論·論儒》）。如果再加上學生👨🏿🎓🪅，學宮在當時就是擁有數千人規模的高等學府了👨🦼。齊宣王時，正值齊國鼎盛之時，曾大敗魏於馬陵，出兵伐燕，僅用了五十天的時間就攻入燕都，齊國國威大震諸侯。而這時也是稷下學宮發展的高峰，二者珠聯璧合🚣♀️，相映增輝。反過來，興旺發達的稷下學宮作為封建官吏的養成所🙅🏿♂️，也為齊統治者進行改革和整頓吏治🧝🏽♀️🐴，源源不斷地輸送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官吏做了準備🧙🏿♂️。例如，“淳於髡一日而見（薦）七人於宣王”（《戰國策·齊策三》）💇🏿♀️；齊宣王在稷下先生王鬥的勸說下，“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鄒忌更是從稷下學宮走上仕途，官至齊相💇🏿♂️，並成功地實施了其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等等。
人們的社會地位是其經濟地位、政治地位、職業聲望的綜合反映。在當時中國古代社會裏，雖然已經有了學校，但還沒有從官府中完全分離出來；雖然已經有了教師這個職業，但還沒有成為專門的職業。由於“官本位”的傳統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的影響👮🏽，教師在人們心目中潛在地擁有較高的地位𓀏。齊國的教育是齊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維系紐帶和文化控製的工具☝🏻，官師王師是封建統治者標榜自我🛸✌🏽、規範他人、附庸風雅的楷模依據，是封建社會中唯一能夠跟封建官僚以至最高統治階級平起平坐，被奉為上賓的群體👈🏿，也是能夠通過遊說各自之“道”進入統治階級階層的後備性社會階層。因此♢，他們有較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和職業聲望，經濟地位也相應地比較優越🚓，跟封建官僚一樣“吃皇糧”👨👩👧👧、拿俸祿，與天😶⚆、地、君♌️、親並列，被排在“士農工商”之首。
兼容並包🏄🏽♀️，尊重教師的學術自由
當我們把稷下學宮放到先秦教育及學術發展的長河中去觀察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它對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對學術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後、轉關樞紐的作用。因此🦚，給予稷下學宮的先生們以充分寬松的文教政策，追求學術自由、百家爭鳴👩🏼🔬，使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是稷下學宮尊師重道的另一個體現🤸♂️。
稷下學宮前期，正值齊國封建製剛剛確立🚹，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成熟的“道”--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規範尚未確定📻。為此，齊國統治者迫切尋求適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層建築🫁。齊王曾說：“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呂氏春秋·執一》）💂🏻♀️。因此，在文化教育上，他們就實行開明的政策💁🏽，明智地將各家之長熔為一爐。使得不同的學說、不同的觀點一時間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稷下學宮招致列國名流，匯集百家偉說🐱，是當時的“齊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又是一個官辦之下有私學🛹，私學之上是官學的官私合營的“齊國國立大學”，是由西周官學、春秋私學，通向西漢太學的過度形式。一身而二任的稷下學宮既有私學的性質又有官學的性質🏤，它自然而然地繼承和發揚了私學的特點，即兼容並包、來去自由🧝🏿，並形成了百家爭鳴、自由辯論的局面。西漢大學者劉向在《別錄》中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即是指各派學者定期聚會💅🏼，探討學術問題。齊國統治者也打破門戶之見👨🌾，吸收列國諸子各派，不給稷下學宮師生以任何政治壓力與限製，不依其好惡獨尊一家♑️，而是對各學派平等看待🐏，並設法從各種角度來汲取營養。正由於當時齊國統治者為稷下學宮的先生們創造了講學👨🏽🚒、著書、爭鳴的良好條件，才使他們放心大膽、專心致誌地從事精神勞動生產𓀊，並創造了令後世觀為嘆止的精神財富。儒、法、道、名🪬、陰陽、黃老學派，在這個高等學府裏相互詰難。孟子、荀子、鄒衍🐞、淳於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等思想家🦹🏿🦸🏼♀️、教育家皆有所著，洋洋大觀🤵🏿♂️，闡述了他們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而“《管子》這部書，就是稷下學術中心的一部論文總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頁）🗝。這一些成為人們研究戰國政治史✣🔗、思想史、製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重要資料來源🈸。稷下學宮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辦學原則，兼容並包各學派的辦學方針🧑🏻🎨，提倡百家爭鳴的教風學風，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景觀”，也為我國留下了許多彪炳史冊的寶貴教育遺產。例如🧊，由於各派名流所隨弟子多者千數百人，少者也有幾十人或數人🚀，在稷下群徒講學，年深日久，自然而然形成許多規章製度🧑🏽🦲。《管子·弟子職》“言童子入學受業事師之法”（朱熹語），而郭沫若則認定《弟子職》“當是齊稷下學宮之學則”（孟憲承🤙🏼：《中國古代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它記述了學宮弟子起居、受業🛺、應客‼️、坐立、進退🧥、用餐、灑掃𓀋、執炬等禮節的內容👳♂️，詳細規定了在各種場合下學生尊師敬長的言行規範👼🏿🧘♂️，開了中國學校教育專定學生“守則”和“規範”的先河🛗。它成為後世官學、私學𓀄、書院製定學則👆🏽、學規的範本⏩。這表明稷下學宮已成為有較完整的體製，有組織、有領導👨🏿🦳、有嚴格規章製度的較為正規化的學校🪃。再如，《學記》是先秦時期集中地、系統地論述教育教學的一本專著🤵🏼♂️，也是中國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專著，更是稷下學宮長期辦學經驗的結晶。它以簡練的文字🌖，生動的比喻，闡述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和任務，教育和教學製度👩🏿⚕️，教學原則和方法，教師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過程中的師生關系以及同學之間的關系等等🎩。今天讀來，字字句句仍促人深省、發人深思。上述一切，與稷下學宮尊師重道、百家爭鳴、博采眾長的辦學思想和教育教學實踐不無關聯。這使得我國的封建文化教育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峰，對我國優秀文化教育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尤其對後世書院的出現及註重討論、尊師重道、門戶開放🚹、相互問難、定期“講會”、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書院辦學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在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再也沒有出現過象稷下學宮這樣的學術充分自由和百花競放的繁榮景象🏊🏿♀️。
不治而議論🧜🏼♂️，取得教師的智力支持
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學在官府”、“官守學業（術）”，其重要標誌是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在戰國時期七國爭雄、戰事紛亂的歷史大背景下🏌️♀️，稷下學宮既是當時思想家、教育家的聚散地，又是齊政權“智囊團”的大本營，自然卷入到列國紛爭的政治風雲之中🧚🏻。稷下先生不僅要教授弟子🏌🏼𓀜、研習學問，還要擔負議政、備顧問🤌🏻、製禮的職責，幫助齊國設計治國藍圖、擬訂典章製度8️⃣，不過是以教職為主🧚🏿♂️、政務為輔罷了。這些稷下先生甚得齊王的關註與重視🕺🏿，他們每天都在為以齊王為首的齊國政權大喊大叫，為齊國所產生的作用是其他諸侯列國無與倫比的。當時時代的政治需要，要求知識分子們努力來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鞏固地主階級封建統治，二是如何實現中國的統一。為了鼓勵稷下學宮的賢士們進行理論探討，貢獻各自主張，以供采擇，齊統治者們采取了闊達的態度，讓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對時政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對合理的意見認真推行🧜🏽♀️。齊宣王說“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戰國策·齊策四》）。因此，稷下學宮的賢士們在這所高等學府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力圖投合齊王與時代的需要👩🏼🍳，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他們“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鹹作書刺世”，“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們說威王、諫宣王、譏鄒忌、勸閔王、規襄王，上說下教🏄🏽♀️👩🏻，各述己見🧜🏼，企圖得到齊統治者的青睞，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見解。這種“不治而議論”有以下特點。一是“不治而議論”，既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無政事上的煩勞，有較多的余暇來考慮國事，專心致力於精神勞動的生產🚴🏼♀️。二是議論不合不加罪🤴。齊王兼聽而不盲從，在決定國家大事時👩，征求他們的意見，認為對的予以采納👨🏻🦱，議不合其意😯、甚至大相徑庭者不加罪🥅。三是允許士無定主🏟🧑🏿✈️，人才流動。稷下先生們以言行合則留不合則去為原則𓀚，自由來去✌🏻。齊政權對他們來者不拒，去者不止🦹🏻♀️，還歡迎去者復還。四是建議方式多，廣開言路。正象齊威王所說的那樣👨👩👧：“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一》）。齊威王勵精圖治、廣開言路，在政治經濟上采用法家主張🪞，在文化教育上采取開放政策🎩，大辦稷下之學📱，顯示了他雄韜偉略的治國才能和日臻成熟的治國經驗🧑🏽🔬。結果是“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戰國策·齊策一》）。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兩千三百多年前的稷下學宮早已成為歷史。但其流風余韻澤及後世，以迄至今📦。我國古代有悠久的尊師重道傳統，給予教師以很高的地位。這其中稷下學宮的辦學歷程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古代政教一體、官師一體的教育製度必然要求尊師重道⛈。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我國教師的“萬世師表”。他熱愛教育，正是基於他認為教師的工作與政治家的活動具有同等重要性🪣。他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論語·為政》），意思是說，通過文化教育工作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風氣傳開來🚼，就會影響政治。曾在稷下學宮“最為老師”、“三為祭酒”的荀子發展了這一思想，並使尊師隆禮成為其教育思想的最大特點。他把天、地、君🎞、親、師並列起來，提到同樣崇高尊貴的地位。他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業；君師者，治之本也”（《荀子·禮論》）。他認為是否重視教師的地位與國家興衰存亡關系極為密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荀子·大略》）。因為在他看來，教師是禮的化身😩，其主要職責是“正禮”📙，“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雲而雲，則是智若師也。情安禮♒️，智若師🔼👍🏽，則是聖人也”（《荀子·修身》）。這樣🪇，荀子就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把“師”與“道”連接起來了，為尊師重道的歷史傳統奠定了理論基礎。中國古代尊師重道的典型代表正是荀子。戰國末期的《學記》對稷下學宮的辦學經驗進行了總結▪️👨🏻🌾，逐步論證了“師嚴而道尊”的思想🌃👨🎤，並且論證了尊師與重道的內在聯系。其中講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這顯然又是繼承和發展了荀子的思想，從政治上和教育上強調了尊師重道的極端重要性🏓。唐代的教育家韓愈又繼承和發展了《學記》“師嚴道尊”的思想🪯，在《師說》中提出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命題🧏🏻♀️，明確提出了教師的三大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認為古之學者必有師🫴，只要聞道在先🏋️⛈、術業專攻🥕，就應不分貴賤🧘🏻♀️、不論長幼🚱，皆應尊之為師。這些思想都是十分可貴的。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尊師重道的歷史傳統極大地提高了教師的社會地位𓀊，也加重了教師的社會責任🤵🏽♀️，導致了中國古代教師具有明顯的政治化、倫理化的傾向。西漢以後，中央及地方官學的教師有博士、祭酒、助教、直講、典學🤦🏼♀️。其中掌古通今的博士的設立及員額✊🏿🩲，是沿襲稷下學宮“上大夫”之製的👳🏼♂️。這些人的任用註意德才兼備，由征召👩🏼🌾、薦舉、選試、諸科始進🧏，或由他官升遷。他們享有優厚的待遇🟩，免費住宿👨👩👧👧，常有勞賜🙎🏼♀️，並為之製定了統一的衣冠🤗。唐代以後🧑🏽⚕️，除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外🙆🏿，還有學正©️、學錄🆙、監丞⛲️、典簿👥、典籍👱🏼♂️🏀、掌饌等。這些人具有兩種身份，一方面是學校的教師💁，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官員🧑🏻🚀，而他們教職的大小，又以他們在政府所任職位的高低為標準⇒🛬。如唐代國子學博士須有正五品以上的資格，助教須有從七品以上的資格等等。由於政教合一、官師一體，從業教師者不多，教授少數有特權的統治階級的子弟，教學內容以政治和倫理教育為主，教師在中國古代社會就成為“道”的化身💇🏻，是具有神聖靈光的職業之一🏧，處在社會的上層🧍♀️。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卻是為了強化“道”--封建社會的政治製度和道德規範的無限權威。教師的首要職責是傳道🤾🏽♀️，對於術業雖有要求，其目的還是為了明道👶🏿、弘道。受政治倫理本位、官師一體🪴、“學而優則仕”和看重職業實利特權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古代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把教書這個職業視為一種專門化的職業，給予專業化的訓練🍛。教師不需要通過專門的師資培養機構來學習科學的知識和教學技藝🧏🏼♀️🤴🏽，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學校中，多是長者為師、能者為師♥️🏊🏼♂️、學者為師、以吏為師。教師崗位往往成為官吏的暫居地或儲備所🦍，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變動性🌊、和流動性。崗位要求是專業化的，但人員是非專業化的🛑𓀖，尊師重道在實際當中變成了官比師榮🕸，導致了教師職業的非專業化和實際地位的低下（王炳照🏘：《中國師資培養與師範教育》👩🏼🦲，《高等師範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更有許多流落民間鄉野的窮困民師，扮演著“孩子王”式的角色，職業極不穩定，最終落入了“下九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農、九儒、十丐）之輩。教育史就是這麽地充滿矛盾和意味🧖🏼🪐！
尊師重道是我國古代教育的傳統美德，但沒有得到很好地繼承和弘揚。在當今社會中，現代教育以及教師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教育從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教師由“傳道者”變成了“教育教學專業人員”；教師的選任由“以學者為師🚣、以吏為師”變為“以師範院校畢業生充任”；從事教職者由很少變為較多；“我們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不但學生應該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鄧小平論教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的思想也已經深入人心🌉🤛🏽。1985年為提高教師的政治地位和職業聲望👰🏽♂️，我國決定每年九月十日為教師節🕎👮🏼。1993年通過的《教師法》在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教師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對教師的權利👨🏿🎤💯、義務、資格、任用、培養🏌🏽♀️、培訓、考核、待遇🚳🙆🏿、獎勵、法律責任等作了全面的規定😵。應該說，這一些都是對我國數千年來尊師重道優良傳統，包括稷下學宮辦學歷程和傳統的發展和升華👮🏽♂️。“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這是《教師法》的明文規定，也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及“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基本要求，還是中國教育歷史傳統和現實發展的迫切要求⛓。（文章來源：《管子學刊》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