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與文化的關系研究仍將成為人們關註的熱點。專家預測,在20世紀高等教育充分展示了其政治、經濟功能之後,人們未來可能更加註重發揮大學的文化功能🐚。已往對高等教育與文化的關系研究,更多關註的是傳統文化對現代高等教育的影響問題,而很少顧及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的本原聯系🫅。為此,通過對中國古代大學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以期能進一步明析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為大學在知識經濟時代更好地發揮其文化功能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 最初的大學是一種文化機構
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成均”被認為是傳說中最早的古代大學🚟。其實,“成均”乃是五帝部落聯盟時期用於實施“樂教”的場所,是當時的精神文化集中地。因為音樂在當時滲透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宗教儀式和公共集會時必須有音樂。音樂是當時的高等學問,部落顯貴都很重視音樂修養,貴族子弟更要接受樂教。然而,“樂”在當時卻涵蓋了包括音樂、舞蹈在內的一切能給人帶來快樂的內容🔜。這樣,專門進行樂教的“成均”實是奴隸主貴族子弟的“文化俱樂部”。
西周的教育已形成體系。“辟雍”是天子設在一個四周環水之處的國立大學,是一個集“六藝”(禮🚍、樂、射©️、禦💪🏽、書、數)於一體的官立高等學府,但也將這裏作為討論國家重大事務的政治活動中心。高等教育與文化在此處得到了充分融合,大學集文化與教育於一體的功能進一步彰現。
“稷下學宮”是目前大多數教科書所認定的中國古代大學或高等教育機關🧓🏻。它以其獨創的官方興辦、私家主持的辦學體製,集講學🥕、著述👨🏿🎓、育才和資政為一體,自由遊學、自由聽講🙆🏿♂️、鼓勵爭鳴的辦學方針以及特有的尊重優待知識分子政策,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特別是它把各家學派薈萃其中,不僅充分發揮了大學的文化交流與創造功能,更使“稷下學宮”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園地和聞名於列國的東方文化聖地。可見,先秦時期所謂的大學首先都是一種文化機構,高等教育還沒有完全從文化事業中分離出來。
二👉🏽、高等教育是從文化事業中逐漸分化出來的
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高等教育是逐步從文化事業中分化出來的,這可以從我國教育行政機關和教師職業的歷史變遷中得到揭示。
原始社會不可能有專門的教育行政組織,只有到了奴隸製時代,教育工作才逐漸成為國家的重要事務,由國家行政管理機構中“六卿”之一的“司徒”負責🆖。但這時的司徒主要還是全面負責意識形態和教化工作的的官員,而並非專門的教育官📸。《周官》雲:“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撫萬民🔙。”可見,司徒職掌“以文教化”是其主要職責。
封建時代的漢代,太學等中央官學,均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實施統一領導🥯。但這時的太常也是除負責太學博士及其弟子的考選之外,還主管祭祀、樂舞、天象、歷算、太醫和圖書檔案等工作,分化還只是初步的🙍🏼。
隋唐設立國子寺(監),成為古代高等教育正式從文化事業中分離出來的重要標誌。但從宏觀上看,學校👩🏭、科舉卻是由中央“六部”之一的“禮部”來主管。如此直到1905年清“學部”成立,才算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行政的獨立化進程。我國在傳統教育時期,高等教育始終就是文化行政機構和社會教化的一部分,雖有逐漸分化的趨勢,但“文”、“教”不分的局面持續時間很長,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深厚的內在聯系。
從教師職業變遷方面來看,原始社會的教師大都由氏族中經驗豐富的年長者擔任。到了氏族社會末期,伴隨著公共事務的增加和原始宗教藝術活動的出現,“巫師”開始從原始社會生產、生活中分離出來,他們以其擁有的宗教知識和掌握的巫術以及有關醫藥、歷史方面的常識,儼然成為原始部落文化的集大成者,並被後人譽為是“知識分子的前身”👨🏽🦲。
但真正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前軀是“士”。“士”本來是宮府中的最低級官吏,在奴隸製時代“學在官府”,“以吏為師”的體製中,擔負著為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傳授學術知識和從事文化服務的任務🧑🏽🏫🎋。春秋戰國的巨大社會變革,使他們大量流落到民間,從而促成了文化下移局面的形成。“士”中的一部分人,如孔子、墨子、荀子等還開創了私人講學,他們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傳授者,在官與民之間架起一座文化的橋梁,在民間建立起新的知識中心,並逐漸演化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孔子等即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批職業教師,他們的出現和士階層的崛起,標誌著從事高等教育的教師首先從文化事業中分離了出來。
“博士”是與古今高等教育關系最為密切的一個概念,我們從它的身世中還可以更直接地和更深刻地感受到昔日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良好的關系。“博士”一詞始於戰國,在秦代是重要的兼職教育行政吏員,承擔著保全歷史文化遺產、充當皇帝顧問、傳播文化知識的職責。應劭在《漢官儀》中說:“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於然否。”在漢代,僅設有為數很少的“五經博士”,是作為那個時代的學術文化的象征。他們除專司其專門之學🈲、教授博士弟子外,同時參與國家政事的討論。魏晉南北朝的博士之設有進一步擴充和分化的趨勢,除國子博士💸、太學博士,還設有專門的書學博士、律學博士、算學博士等,這些博士均以傳經授受,訓育諸生,“敦五化,隆風俗”為本意。直到唐代國子監“六學”所設的各科博士,才始全以“教訓諸生”為職誌🐶🧒🏻。明清所置“博士廳”中的博士,專司講授“四書五經”,其他學校事務分別改由繩愆廳、典籍廳等處理🤽🏿♂️。這樣,“博士”便從一個掌管文教的“博士官”,逐步演變成為以教訓高等學府諸生為職誌的教員。這可以說是高等教育從文化中逐漸分離出來的一個歷史縮影。
三、 大學歷來就是文化創新的重要基地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的到來,現代大學己成為引入異質文化的主要渠道和進行文化接觸🤦🏼♀️、交流與融合的主要陣地,在交流的過程中,文化創造的火焰也首先往往從高等學府中燃起。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化發展的第一次高峰,其間學派林立,思潮疊湧,百家爭鳴蔚然成風👨🏼🏫。伴隨著學術文化的交流與進步,私立大學得以首創,這不僅為我國教育增添了新的形式,還特別在教育觀念、教育內容與方法以及學術研究等方面,促進了大學的進步與發展;各派私學的創辦,又加速了學派體系的成熟和確立,並通過進一步的人才培養擴大了學派的影響,使各家私學均成為該學派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共同推動了我國學術的進步與繁榮🏌️♀️。
自宋以後,書院與理學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更能充分說明這一問題。一方面,理學的興起直接促進了書院的產生和發展🙎🏿。理學是儒學發展到宋明時期的名稱,是儒學、道教與外來佛教文化不斷融合的產物,是儒學佛道化後形成的“新儒學”體系。它萌牙於唐,形成於北宋,至南宋日漸成熟,學派勃興,形成了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及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等。各派學術大師為了宣揚其思想主張,均積極創設書院,呂祖謙創麗譯書院,陸九淵立象山書院,朱熹則興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並親訂《白鹿洞書院學規》,使書院之名聞於天下。另一方面,書院又成為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基地🐻❄️。理學家們往往以一所或幾所書院作為他們講學之地,專以講論和傳播自家學說,在此基礎上形成為不同的學派👨👩👦。書院創行了“會講”製度,使不同學術流派大師之間可以展開爭鳴和討論👐。這樣,書院和理學共榮共生,極大地促進了理學的發展和古代學術文化的繁榮。
其他思想家也都和書院有不解之緣📤。“心學”思想家王守仁就先後修建了龍岡書院、濂溪書院等;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曾主講寧波證人書院,奠定了清代浙東學派的基礎;顏元為漳南書院繪製的藍圖充分顯示了其實學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而明代東林書院,不僅是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還是一個活躍的政治活動中心,其作為文化基地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擴展和深化🟨。
四👱🏼♂️、 文化是大學與政治之間的中介
我國高等教育學家潘懋元教授曾說: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對教育的製約和教育對經濟、政治的作用一般都要通過文化的折射,文化成為教育與經濟、政治等的關系的中介。從高等教育的角度來看,文化在古代大學與政治之間所起的中介作用表現為三個方面。
首先,選舉考試製度作為一種“製度文化”在政治與高等教育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古代選舉考試製度本屬政治製度的一部分,但與高等教育關系最為密切🥞。統治者通過考試確定所需“賢才”的標準,這一標準旋即就轉化為學校教學的藍本,致使科舉考什麽,學校就教什麽,學生就學什麽。反過來,欲從政者也只有通過科舉考試的中介才能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正所謂“學而優則仕”🎛。“優”就是要通過科舉考試來加以檢驗和確認,科舉製度便成為將“學”與“仕”連接起來的中間環節,進而也是政治與高等教育之間的“中介”。由於科舉的中介作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在列舉考試長久實施之後,人們唯以中介作為突破對象,科舉考試已不再只是一種簡單的選拔方式,而成為社會生活中心,成為產生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文化現象。
其次,儒家思想作為一種“觀念文化”在古代政治和高等教育之間發揮著折射作用。自漢“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文化便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既影響著政治,又製約著教育,進而成為人們心理結構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潛移默化使人們受其熏陶。對於中國人來說,即使你從未進過學校,也不知孔子其人,更沒讀過《論語》,但在你的心靈深處,必定受過或仍然保留著某些孔子儒家文化的痕跡,對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政治對儒家“賢人”👕、“君子”價值觀的肯定,影響著高等教育目標的確立,政治對儒家大一統思想的提倡,使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長期習慣於實行中央集權製;而儒家文化重視人文道德教育,不重視自然科學,忽視職業技能訓練的理念,又決定了我國大學教育內容的選擇。
最後,文化選擇在高等教育與政治之間發揮著特殊作用。秦朝崇法,儒士被殺;漢代尊儒,經學盛行;南北朝信佛,儒學衰落,唐推老子,玄學開館;元之後理學當政,《四書五經》必讀。可見,政治最直接的還是先對文化發生作用,進而對高等教育的各個方面產生影響🙌🏻。當然,高等教育對文化的選擇也有重要意義的。漢尊儒術,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天人三對策”起了關鍵作用。理學之所以成力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哲學,書院所發揮的權威性選擇及影響力不可低估🌴🖐🏽。但當專製主義取代理性的文化選擇後,又會給傳統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極大危害。明“四毀書院”,文化高壓使啟蒙思想遭到扼製;清文字獄,知識分子只得埋頭訓詁,文化創造的火焰漸漸熄火。直至西學東漸,新的文化選擇才使中國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
五、 古代高等教育家的文化屬性
文化一方面體現在教育家身上⛹🏿♂️。我們說,中國古代沒有純粹的教育家,或者說教育家首先都不是教育家,而是某個文化領域的大家,例如,孔子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首先是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名人;墨子🧘🏼♂️、孟子🩸👃🏻、荀子等首先也都是思想家✧、哲學家;至於董仲舒🖕🏿、王充,思想家的成分要比教育家多得多;而韓愈、柳宗元更是以文學家名世;王安石更是一個政治家;朱熹雖從事教育40多年,但不能說他僅僅是一個教育家;而王守仁除為思想家外,還有軍事家的才能。然而,這些歷史名人都被認定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3️⃣。
當然,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文化的每一個領域都存在著教育問題,教育是廣義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根本沒有什麽抽象的教育,反倒是將高等教育置於其相應的文化系統中去發展和研究才有真正意義。如韓愈獎掖後生,圍繞在他周圍有很多文學青年,“韓門弟子”遂成門派👩🏻💻。也就是說,真正的高等教育家都是身處獨特的文化領域之中,承載著某種文化因素,他們是那個文化領域的教育大師。也正因為如此,古代高等教育家還都從各自文化領域的角度,對高等教育發表了諸多見解,他們有關哲學💋、倫理、宗教🤽🏼♀️、文學等方面的著作,雖無研究教育之名,卻有探究教育之實。也許正是每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帶有一定的文化特色,才使得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思想,在整體上呈現出教育與文化並行發展、互動爭嗚、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教育家又是文化的推動者。從一般意義上說,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又多是先以教育發跡,而後以其他成名的。即是說,正因為他們首先是教育家,才有可能在某個領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胡德海先生在他的《論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家》一文中指出: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伏羲氏、黃帝等傳說中的人物,固然是原始社全部落的著名首領,但關於他們的諸多傳說卻清楚地告訴人們,他們只有首先是傑出的教育者,才能成為公認的著名的部落首領🤷🏿♂️。這是因為他們的出現,完全是社會文化生活的要求所致,也是適應社會存在和發展客觀需要的結果,他們是發展社會文化、推進社會生活的創造性人才,同時也是中國史前時期最典型的教育家。其實,《禮記•學記》中也早有相關表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師者,所以學為君也。”可見,文化和教育在教育家身上能達到和諧統一。正如胡德海先生所言:和任何人一樣,教育家也孕育⛴、生長在人類所創造的文化天地裏,他們也是人類文化的產兒。所不同的是,他們“既是人類文化文明最辛勞的耕耘者和播種者,也是人類文化文明最豐碩的收獲者和擁有者”。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天然的密切聯系。因而研究傳統高等教育就不應離開文化問題的研究,而探討現代高等教育問題更應樹立文化的觀點。即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要有文化視角,高等教育現實研究要考慮文化因素,高等教育熱點問題研究要探究文化本源,高等教育比較研究要顧及文化傳統,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展望必須以文化變遷為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真正改變以往只考慮政治、經濟因素而很少顧及文化因素的不足,從而使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進一步深化,為跨世紀的高等教育發展提供理論依據。（新聞來源：藝術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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