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高中會考
逐步實行普通高中會考製度
原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 楊學為
雖然我已從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但對於中國考試史的研究，我從未停止過。在我這一生所從事的國家考試製度設計方面💬，尤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上世紀80年代推行的高中會考製度𓀚。因為那是在高考之外👨🏽💻，當時國家評價高中教育教學質量的另一把“尺子”。
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國家一直強調高中教育教學具有雙重任務：為高校輸送合格新生，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勞動者😦。但實際上👳♂️，由於多種原因，高中教學成了“大學預備校”👨🏻🚀🈵，高考升學率成了普通高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評價標準👮♀️。這種“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使基礎教育從高中到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都出現了嚴重扭曲。
1983年🌊🚆，時任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提出，高中教學應該有自己的評價目標和手段😌。
1984年時🎟，正值我擔任教育部學生司副司長。當時我們學生司與《人民教育》雜誌，圍繞如何減輕高考對於高中教育沖擊，聯合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論🪖。討論統一了全國對於改革高中教學評價的認識。雖然當時安徽、黑龍江、浙江三省已經實行高考會考試驗🚴🏼♂️，但因統考基本都是縣級統考，出卷、閱卷等缺乏規範性👨🏻🔬，結果不足以客觀評價和監測高中實際的教學狀況，必須尋找一種全新的高考會考模式才能達到教學評價的目標🤶🏽。
1985年，在教育部的倡導下🐇，上海在全國率先進行了全市範圍的高中畢業會考試驗，上海市教委實行統一命題🦸🏿♀️🧓🏻、統一考試和統一評卷🗜。這樣，上海在高考升學率之外，又有了一套客觀檢測全市普通高中教學水平的評價體系。
但出人意料的是🤱🏼，“上海試驗”的當年就引發了很大爭議。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爭議的第一個問題是◾️：高中9門功課全部參加會考後，哪些科目還要參加高考？當時有的高校想考中文🎅🏿，有的想考英文，也有的建議文理科都考語、數、外，其他6門功課只考與文理科相關的科目。
爭議的第二個問題是👱♀️：會考成績如何作為高考參考🎓？有的提議“硬掛鉤”🦝，即將學生會考成績直接按百分比方式計入高考成績。但這種提議立即遭到反對🧌，反對意見者認為，如果這樣做🦬，相當於把一次高考變成了兩次，就會大大增加學生壓力。還有人提議“軟掛鉤”，將學生會考成績記入學籍檔案，以作為高校招生錄取時的參考。
爭論一直持續到1987年🧝🏼。無奈之下，上海最終采取畢業會考與高考“軟掛鉤”模式👛👨🦯。此時，我已調任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1988年，普通高中會考製度定型，浙江等一些省份開始推廣。1989年至1990年，教育部對此進行了一次深入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實行高中畢業會考的地區，偏科現象得到很好的控製🕵🏼🦸🏼♀️，但片面追求升學率現象依然存在。同時🫵，一個新的爭論又開始出現🙏：會考後🫴，雖然考試科目減少，但學生負擔依然沒有減輕。
對於會考增加學生負擔的爭議♟，何東昌提出🤏，會考對不能畢業的學生確實是增加了負擔，但這個負擔是正常的，學生應該承擔的。經過多次反復爭論，1990年春天🏊🏻♂️，教育部決定全國普遍實行高中會考製度👩🏼🦲。這樣，在高考選拔考試之外，高中教育教學有了一種比較客觀的評價體系。（記者 柯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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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外的另一把“尺子”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高中教學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象愈演愈烈🧏🏿♀️。為了抑製這種不良現象🚜，原國家教委決定改革考試製度♦️，建立高中畢業會考製度🌲，將水平考試和選拔考試分開。1990年6月6日，國家教委發出《關於在普通高中實行畢業會考製度的意見》決定，從1990年起👨🏽⚕️，用兩年左右時間有計劃地在全國逐步實行普通高中畢業會考製度。從此，一種新的考試製度誕生了。高中會考是以測量和評價學生學業水平為主要目的的水平考試，是評價普通高中教學質量的一項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