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教育報
“八歲孩提子🛌🏻，從師入學堂👮🏻♀️，整容端坐席🧑🚒🔺，開口誦琅琅😇。”這幾句歌謠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兒童開始入學接受啟蒙教育的情況🧑🏿🔧。不過🏃🏻♀️，古時兒童所受的教育同現代相比，差別是很大的。
在古代中國，兒童啟蒙階段的教育多由遍及民間的私塾來承擔。私塾的教師即塾師，俗稱私塾先生或先生。唐宋以後，擔任私塾先生的主要是科舉落第的秀才，其次是未中秀才的童生（儒童）🚴🏽♂️。當然，還有少量其他情況，篇幅所限🧴🕐，此不詳述。私塾先生的從教模式主要分兩種情況：一是自己開辦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請施教。塾師自己開辦的私塾世稱“門館”或“家塾”🖖，即塾師在自己家裏或借祠堂、廟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設館招收附近學童就讀🙌🏼🙅🏼。延請塾師任教的私塾又分三種情況🏝，名稱也有差別。一是“坐館”🗾、“教館”🥩，即富貴人家獨自聘請教師在家設館，專教自家子弟及親友子弟🧑🏿🏫。二是“村塾”、“族塾”，即由一村或一族延師擇址建館教授其子弟，有的是一村與鄰村自願結合🦗〰️，推舉有名望👨🏼⚕️、熱心教育的地方紳士為學董，按田畝攤派費用，聘用塾師🕦，擇址設館💇🏼♀️，教育子弟。三是“社學”、“義塾”或“義學”，即由私人或私人團體創辦並主持😓、經營和管理的私塾，延請塾師教育當地百姓子女。古代中國私人所辦“義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就是清末聊城冠縣人武訓通過行乞所辦的崇賢義塾😡。
私塾先生的待遇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實物🧑🏽🎤，稱“束脩”）構成👩🏻✈️。此外，還有膳食（即學東提供吃住）及節假日的紅包或禮物等。由於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學養及聲望、學東家境及態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獲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異。
自開私塾的先生👴🏿，每至臘尾歲首，就要四處托人招攬學童，費用全靠學生上繳。學童入館前，家長須填寫一張“關書”（即入學誌願書），裏面要特別寫明“脩金”（學費）多少，分幾次交付，並註明“節庚包”（即逢節另送的紅包）除外🏠。私塾先生與學童家長常有來往，如替他們寫信、寫春聯💆♀️、寫契據🧚🏻♀️、幫辦婚喪喜事等，在建立起友好的鄰裏關系的同時🫘，也得到些額外收入🧔🏻。
被延請做塾師的，其脩金由東家（學東）和塾師商定📰，食宿一般都由東家供給🕺🏼，當然🕤，在東家供應夥食的情況下，脩金要相應減少。私塾中並沒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後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開館🈳，所以素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飯”的諺語🫶🏻。如東家富裕🫛，出手又大方🏥🎄，私塾先生的日子則好過一些。
除一日三餐之外，還會有點心、茶水等供應。有的大戶人家甚至還有傭人專門伺候塾師🐂🧖🏿♀️。一般來說，為了子女的良好教育，大戶人家是不敢怠慢塾師的。像《紅樓夢》中的秦邦業👨🦲，望子成龍，雖是官囊羞澀，但“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當然，也不乏一些清貧人家👩🏽，為了孩子的教育而盡砸鍋賣鐵之力↔️，不讓塾師在待遇上受到委屈。但如果遇到手頭不寬裕的人家且又吝嗇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說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滿微薄的待遇，很是尷尬🉐🪼。
對於私塾先生在兒童啟蒙教育及以後的人生履歷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紅紙寫上“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學有所成👩🏿🎓🐂、家族詩書繼世的同時👨🏼🔬，也表達出對“師”即他們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謝肇淛在其《五雜俎》中就有“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製與君父等”之語👂🏼。但就總體而言，塾師的社會地位是相當低的，明清時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說:“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語所謂“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塾師幾乎成了仕途無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鄭板橋在其《教館詩》中寫道：“教館本來是下流𓀓，傍人門戶度春秋。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可謂將當時私塾先生的生活狀況及社會地位描述得淋漓盡致👨🏻🌾。當然，由於學識💁🏽、人格修養等的不同，私塾先生個體的社會聲望也存在很大差異。一些知識淵博、教學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會獲得較高的社會聲望🪥。如《滇誌》所載江西人黃良卿📂，博學能詩，嘉靖間遊雲南🧑🏻🦼➡️，鄉人紛紛聘其為師➖，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有的私塾先生由於學識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僅誤人子弟，有時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遊覽誌余》中載有一則流傳頗廣的笑話，大意如下：有個塾師在授《論語》時，將“郁郁乎文哉”錯念成了“都都平丈我”🧏♀️。當新來的塾師念成“郁郁乎文哉”時🫎🪔，學生都嚇跑了。時人作詩嘲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這類笑話極盡貶低嘲諷私塾先生之能事🛬，顯然有惡作劇成分，但不可否認，的確有相當一部分濫竽充數的私塾先生👨🏻🎤，誤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輕視的同時🤙，也降低了整個塾師職業的社會地位和聲譽🙅♂️。
私塾先生地位雖低，但世人選擇私塾先生的標準卻是很嚴格的，除了品行端正和學問好之外，還要求塾師教學經驗豐富☝🏽，“必擇人品端方🦹🏻♂️，學問通徹🫱🏼🚨，不嗜煙賭🤾🏿♀️，而又不作輟🌭、不憚煩、勤於講解者，方足以當此任”。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窮困潦倒🧑🏽🚀，之所以無人請他做私塾先生𓀖，並非僅僅因為他“連半個秀才也沒撈到”（因為私塾先生中童生出身者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散漫和“好吃懶做”等壞習氣，當然，還有那副酸腐的學究氣🐨。
對於相當一部分私塾先生來說，要教好學生，獲得好的教學聲望↪️，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載堉寫的《醒世詞》中，有一首《教學難》：“教學難，教學難，好將道義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饑寒誰可憐🎸。打他就說不讀罷，不打又說師不嚴。”詩中的“打”字體現了古代私塾先生極其普遍的訓教方式及態度，現在看來當然不科學。
不過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學規及塾師施教嚴厲的重要體現，這種嚴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傳統儒家倫理觀念所褒揚的師道尊嚴的教學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鐵不成鋼的家長們大多信奉“嚴師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人理念🚟。因此，教鞭與戒尺🌕，成為私塾中維持教學秩序震懾頑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維持師道尊嚴的有力手段。所謂“一片無情竹♧，不打書不讀，父母若愛你，不必送來讀”，既是塾師的體罰理念，也為家長或社會觀念所認可🤯。只要不是私塾先生“打”得太過分，“說師不嚴”的家長並不多⛹️♂️。相反，更多家長希望私塾先生嚴一些，這一點，與當今眾多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的心態是一致的。(崔建利 袁明霞)
《中國教育報》2008年10月10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