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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拱:由皖江大地走出的民國教育家
由皖江大地走出的民國教育家王星拱
在民國時期安徽文化人物中,先後出任二所著名國立大學校長和一所省立大學校長的教育家並不多見,學科學出身的王星拱就是一位德能俱佳👰♀️、備受學界稱道的教育家。1949年10月👨🔬,當這位獻身中國教育事業30多年積勞成疾不幸逝世上海時,他曾服務的武漢大學等校師生,紛紛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遙祭自己可敬可愛的老校長。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敬獻“一代完人”挽聯,以示哀悼。
王星拱,字撫五,1888年出身於安徽懷寧王家大屋。1904年安徽高等學堂成立,為這位一心向學的聰慧學子打開了一扇新學之門。1906-1907年當近代著名思想家嚴復執掌安慶這所安徽新式高等教育機構時🧑🦱,非常賞識他,王星拱也成為安徽省第一批官費留學生⏏️📚,遠赴歐洲,學習於倫敦理工大學並獲碩士學位。1910年,他參加了中國同盟會🎒👩🏻🦽➡️。1912年,他和皖籍留學生丁緒賢(現代化學家)等人發起組織科學社(後與留美學生成立的“中國科學社”合並)。為報效祖國勤奮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為愛國進步側身反清革命組織,是青年留學時期王星拱思想狀況的二個主要特點。
1916年學成歸國的王星拱任教於北京大學理學院,在其30多年服務國家的生命歷程中,做過許多既廣為人知又鮮為人知的要事🔖。數其大端,主要有:
一. 傳播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文化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提倡科學🏄🏻♀️、民主,開啟了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王星拱以其北大化學教授身份⚛️🧒🏽,堅定地站在同鄉陳獨秀、胡適等《新青年》陣營🧜,用其所學所知,宣傳科學精神。他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新文化刊物上,先後發表《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未有人類以前之生物》、《科學的起源和效果》😮🙇♀️、《什麽是科學方法》《物與我》等,介紹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科學觀念和科學成就👩🏼🔧,宣傳科學對人類認知和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王星拱把科學與哲學相結合,對當時流行的封建迷信和舊宗教意識予以科學理性的分析和批駁。如他依原子論和物質生滅原理,指出“鬼相念寫”說“此種玄想在科學上無存在之理由。”在宣揚科學精神的過程中,王星拱介紹了法國馬赫主義學者彭加勒(Poincan)👨👨👧👧、英國馬赫主義學者畢爾生(Karl Pearson)等著述🎱。為實證主義一個分支的馬赫主義的介紹,使他成為1920年羅素向中國知識界正式導授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馬赫(Ernst Mach)主義哲學之前🏕,中國第一位向學術界傳播馬赫主義之人。
科學方法論是科學精神的核心要義,五四時代的眾多科學精神唱導者🧝🏿,如胡適等💁🏻♂️,都十分看重科學方法論🙇🏽♀️。1920年,北京大學出版的王星拱所著《科學方法論》一書👩👐🏽,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說明科學方法論的專著。王星拱認為“科學方法是什麽呢🍝?換一個名字說,就是實質的邏輯。這實質的邏輯,就是製造知識的正當方法”✣。該書介紹了關於“歸納與論理”“觀察和實驗”“假定和方法”等科學方法論的基本理論和概念💶,對培根、穆勒為代表的
西方歸納邏輯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啟發了國人的科學意識🦸🏿♂️,對國民改變思維方法及其後學術界進一步接受演繹邏輯和數理邏輯👄,都有助推之功🫰。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發生的著名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中🌠👨👩👦,王星拱作為一個堅定的科學主義擁護者,站在科學派陣營一邊。“科學之功效📧,既不只輪船火車之應用之技能,也不只熱脹冷縮之物理的理論。它對於這樣底大問題――利己利他的問題,倫理學中底問題――必得有一種特殊的貢獻”。他從二個方面批駁了張君勱等玄學派的理論錯誤,明確主張物質和意誌不能分𓀉,絕對自由意誌不存在的🫎;因果律是可以運用到人生觀的問題上。
1930年王星拱還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科學概論》一書,它和《科學方法論》及翻譯的羅素《哲學中的科學方法論》等著述,盡管都有馬赫主義等西方哲學理論的深刻印跡,但在那個自然科學十分貧瘠的舊中國🐹,對國人的科學啟蒙,對學術界科學方法論觀的自覺,對科學文化的傳播,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2005年🤦🏼♂️,當物理學界隆重紀念愛因斯坦相對論百年之時,還有人追述作為最早向中國人介紹相對論理論之一的科學家王星拱👱♂️,稱贊他較早地看到了相對論的科學和社會意義,看到了相對論在自然科學和哲學領域將要引起的變化🪁。
二. 傾心高等教育,培育大學精神
王星拱長期以來一直從事高等學校的知識傳授和大學的組織領導工作,回國後在北京大學從事化學和科學方法論等課程教學11年,先後做過系主任❗️、北大教授委員會評議員🧑🏿🎤、出版委員等。他熱愛高等教育事業,為此曾與胡適等聯名發表宣言,向北洋政府要求思想和言論自由,期盼中國出現一個“好人政府,”科學事業和學術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五四時期😩🧘♀️,他幫助陳獨秀被禍南下🛴,擺脫北洋政府的鎮壓。但是👂💃🏽,北京政府沒有給他安心教書的社會環境,當他的好友李大釗被害後🏂🏿,他離開了北大。先是南下南京,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任高等教育處短暫任職。1929年秋🙌🏻,他回安慶✝️,出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這是他做的第一個大學校長職🛝。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安徽大學完善成立了的理學院🕵🏿♀️、文學院🚵🏽♀️、法學院和預科,並擬定將來次第擴充農學院🧟♂️、醫學院、工學院🧖🏻🤷🏼,項目經費也按項目內容請領和擴大🧕🏻。在1930年代,他被教育部任用🔑,專註於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和建設🫱🏻,先後任化學系主任、理工學院院長🧑🏻🦯、理學院院長🕊、教務長、副校長,1933年5月-1945年7月出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1945年12月至1948年,出任河山收復後的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為中大的復校和建設殫精竭思💆🏽♂️。在那國禍當頭🔱、戰亂頻仍的艱苦歲月,王星拱堅持提倡用科學理性精神辦學🥿,註重培育大學精神。如在武漢大學初任之始🅿️,他就提出“要秉承學術獨立的精神😛,以滿足我們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漢大學不愧為全國知識的中心。”1932年12月🙋🏼♀️🦵🏽,他在武大一次總理紀念周演講,公開提倡大學的任務有三大方面💣:在道德的方面#️⃣,大學應當樹立國民的表率👌🏼;在知識的方面,大學應當探究高深的理論;在技能方面🕶,大學應當研究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三大任務的目的,“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健全、充實的國家🏌🏻,使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新時代的、為人類求共同進步的社會🧑🏿。”武大在抗日戰爭年代甚至舉校西遷四川的長途跋涉中,能維持大學精神之不衰,物質儀器也是西遷高校中最少的🧑🏻⚕️👩🏫,與校長王星拱辦學理念和管理之策不無相關。進而言之,這樣的言論對當今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也有歷史明鑒價值。
王星拱也是一位鄉梓情深的教育家🍈,五四時期🦂,他和陳獨秀、胡適等為安徽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教育事業的開展🫓🦗,積極奔走,貢獻良多🤸♂️⚇。抗戰時期🧑🦳,他在武大校長任內,幫助過安徽許多師生👷。這是一位不該被遺忘的民國皖籍教育家。
作者:安徽大學教授陸發春
發布者:
陶桃
發布日期:
2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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