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是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湖湘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165年（乾道元年）🤠，他主教嶽麓書院8年之久。嶽麓書院在張主教之下🚴🏼♂️→，人才雅集💒，“一時從遊之士，請業問難至千余人，弦誦之聲洋溢於衡峰湘水”👨🏼🏭𓀕。
張雖是湖湘學派的代表，卻是四川綿竹人。他字敬夫，一宇樂齋，號南軒🙅🏻🧔🏽♀️，生於1133年，卒於1180年，終年48歲。張是南宋中興名相張浚的長子。張雖生於西蜀👨🦼，實長於南楚🔅，8歲便隨父離開放裏，來到長沙。後定居長沙城南妙高峰處，張浚將其私家花園命名為“城南書院”。張浚曾在宋高宗、孝宗兩朝供職💂🏿💥。1135年（紹興五年）任宰相，同年至潭州，與嶽飛等共破楊麽義軍。後因力主抗金👨🏻⚖️♓️，遭到秦檜等排斥，長期被貶湖南永州等地。1161年（紹興三十一年）春，朝廷旨召張浚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張亦隨父從永州貶所回到長沙。不久，他奉父之命，前往衡山文定書院拜胡宏為師🏇🏽，請教二程（程顥、程頤）之學。胡宏具有強烈的匡世扶艱精神。秦檜當政時👩🏼🏫，不願與秦檜同流合汙，在潭州經營碧泉、文定兩書院達20余年🍙，潛心問學🎷，一身傲骨，堪稱“凜風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張從師胡宏不久即作《希顏錄》✍🏻。這是他的立誌之作，文中以顏子自期，立誌要作顏子那樣的聖人👨🚒🤰🏿。胡宏對學生之作詳加批改🧝🏼♀️，一方面稱贊張“稽考之勤”，另一方面指出“先賢之語，取舍大是難事”🐨，勉其“於未精當中求精當”👳🏼♂️🪿。張經名師指點，學業大進，後來成為與朱熹、呂祖謙齊名的大理學家。他對宇宙的構成、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發生變化🍷，特別是人和自然的關系以及如何組織一個和諧而理想的社會✌🏽，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南宋理學陣營中最具特色的湖湘學派🧑🏼🍳，開創者是胡宏，確定湖湘學派地位並稱之為“湖湘學最盛”的則是張👩🏻🦳。
南宋重建嶽麓書院的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對張十分器重，曾多次舉薦張，直到病危時還上奏推薦，認為“張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因而委張以嶽麓書院主教的重任𓀋。而學成後歸潭，正在城南居家授徒的張也對劉珙重修嶽麓書院極為稱贊，並率士子前往觀看🫱🏼🧙🏼，因“愛其山川之秀，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故欣然接受了主教嶽麓的任務。從此教育便成為張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動。張一生中雖有近10年的官宦生涯，但他總是把教育作為他政事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辦學過程中🙋🏻，他撰寫了大量的文稿👩🏿🔬🍋🟩，對教育的目的、原則和方法以及學習態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主張，成為他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他的理學思想一樣，張的教育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張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辦學指導思想方面，主張以“成就人材🧑🏽🔬，以傳道濟民”為方針。他在《嶽麓書院記》中指出🎃：“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這既是張為嶽麓書院製定的辦學方針🦐🛏，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舉取士製度以後，學校便成了科舉的附庸，辦學也就是為了科舉取士。兩宋官學的弊端正表現在士子們“爭馳功利之末”👩🎤，以“異端空虛之說”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為非🐜⏪。張的上述主張便是針對這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其一，他明確提出辦學不是為了科舉，不能“為決科利祿計”🌖；其二⚔️，提出“亦豈使子習為言語之辭之工”，意即反對學校以綴輯文辭為教🤳🏼，而應註重學生的操行培養♣︎；其三，提出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學校要為社會培養經國濟世的人才。
第二，在教學程序方面，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張在《邵州復舊學記》中精煉地對教學程序進行了概括。即：對學生首先灌輸“小學”、“六藝”的教育，通過“灑掃應對”之類的日常鍛煉🙂↔️，履行弟子職責👊🏼，“習乎六藝之節”，參與各種儒家祭祀和實踐活動🧑🧑🧒🧒；再加以“弦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後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這套教學程序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識教育的範圍，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也囊括進去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是張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第三，在教學內容方面，強調以儒家經典為教學的基本教材👨🍼。張為嶽麓書院親自編寫了教材《孟子說》🧓🏽，他在其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在中國封建社會，培養人才有賴於儒學，儒學的振興則依賴於人才的培養，二者互為依托👨🏽⚖️，缺一不可👵🏼。張把官場腐敗歸咎於儒術不興，所以他一方面批評“今日大患，不悅儒學”，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4️⃣，訓導諸生“先於明義利之辨”。
第四，在教學具體方法上🌯，主張循序漸進🧜🏿⭕️、學思並進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所謂“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學與思的關系上🛕，張主張“學恩並進”，而不能偏廢任何一方🚧👨🏻🦰。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並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雖極力推崇儒術，但不主張囫圇吞棗、盲目追從🐅。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第五👯♀️，在知與行的關系方面🤷♂️，主張“知行並發”。張認為知和行二者的結合是教學必須貫徹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他在《論語解·序》中指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屬於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即不離，行必須以知 為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後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高明得多，同時也成為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後”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張的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為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的學風🧚🏽♀️。
在張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為“踐履”的重要標準。張在嶽麓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李肖聃《湘學略》說👨🔬：“南軒進學於嶽麓🧑🦽➡️👜，傳道於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宋元學案》中介紹南軒門人及再傳弟子，成器者達數十人☞。其中有“開禧北伐”功臣吳獵🧎🏻♂️➡️💯、趙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鯁之臣”彭龜年👩🏽🎤，組織抗金🚗、“銳誌當世”的遊九言、遊九功兄弟🦴，善於理財🏄🏽♀️，整頓“交子”（紙幣）卓有成效的陳琦𓀆，“光於世學”的理學家張忠恕等🧝🏽♂️。他們都是張主教嶽麓時的學生，被稱之為“嶽麓巨子”，他們真正踐履了張拭的“傳道濟民”的理想，其學術和政治活動使湖湖學派更加流光溢彩。
黃宗羲曾評價張的思想是“見識高♣︎，踐履又實👼🏼。”正是這種思想🌵，對後世學風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明清到近代👨🏽🎤，長沙及整個湖南地區在湖湘學派教育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風雲的歷史人物📲，這是一個令人驚嘆而又深思的歷史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