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 林良夫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就其整體而言，具有遠較前幾個時期教育家更為鮮明的群體特征𓀎。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急劇而深刻的變化，為他們的思想和實踐添上了共同的時代色彩🙅🏽♂️；而各別的個體背景，又使得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把握著時代的脈博，從而又呈現出鮮明的個體來🧝🏻♂️🤵🏿。群性和個體的和諧統一，是民國時期教育家這個富有生氣的群體的總體特征。本文通過對蔡元培、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三牛娱乐等幾個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均富有代表性的教育家的分析，對民國時期教育家這一群體的特征作簡要論述。
一🔏、教育救國📙：一個共同的出發點
從鴉片戰爭開始🏙，古老的中華帝國揭開了一幕千古未有的變局，西方列強挾其炮堅船利之威，蠻橫地敲開了中國封閉了兩百年之久的國門，驚破了天朝大國的千年美夢。一批開明的封建官僚和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經過痛苦的蛻變💶，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已不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強大的“中央大國”，中國人只有勇敢地正視自身落後的現實⛴，積極自強自救👩🌾，才能在優勝劣敗的生存競爭中免遭淘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舉國上下彌滿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幾乎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帶著國家危亡無日的深切憂思✣，投身於救亡圖存的探索🔠。
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正是滿懷救亡圖存🍒、保國保種的愛國激情，投身教育探索的💁🏽♂️。象蔡元培主張五育並舉💷、學術自由🧑🦼、教育獨立，黃炎培提倡“大職業教育主義”🚴，晏陽初倡導平民教育🦇，梁漱溟開展鄉村建設運動，三牛娱乐從事鄉村教育改造，與其說是一種教育探索，毋寧說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追求更為貼切。教育救國是他們共同的出發點和原動力💵。不僅如此，振興頹蕩國勢，挽救民族危亡🦹🏿，還是他們提出自己的教育理論、學說⛵️、主張的立論依據🙋🏽♀️。這些教育理論、學說和主張😲，實際上是教育家們針對中國的具體問題，為救國所開出的藥方。
民國時期教育家為教育救國開出的藥方，各具特色，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種各領風騷的情形與中國近代教育史前幾個階段頗有些不同。民國以前的教育家🔨，無論是出於“師夷長技以製夷”，抑或“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目的，大多只是籠統地倡議興教育🫃，很少從“純教育”的角度作深入細致的、富有針對性的探索。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受惠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又得西方現代教育理論的滋養👜，對中國問題這一病症的把握更為精確🧑🦽➡️，對教育功能的認識也更為深入，因而更能對症下藥🏌️♀️。
在民國教育界扮演重要角色的蔡元培，一向視教育為救國之唯一法門☄️🧩。早在民國元年出任教育總長時🏋🏽♂️💷，蔡元培就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提出五育並舉的教育宗旨。即以軍國民教育謀求強兵👦，以期保衛國家，抵抗強權🦻🏽，恢復國權⏸，且防範軍人專政；以實利主義教育充實國民生計🥏👂🏿，發達國家生產事業👩🦽➡️，謀求國家之富強；以公民道德教育培養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以消彌兵連禍結🛅、貧富血戰之慘劇👭🏻；以世界觀教育提倡超越現象世界的實體觀念，使人泯營求而忘人我，時時以全人類的永恒幸福為鵠的；以美育溝通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幫助完成世界觀教育🤹🏿。蔡元培認為此五者不可偏廢🦼，“譬之一身☃️：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身；美育者，神經系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於神經系，而無跡象之可求。”應該說🧑🌾，蔡元培的主張是高瞻遠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比較全面地考慮到教育的社會功能及其在人的發展過程中的巨大能動作用，針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提出了一個既重治標又重治本的教育方案，對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他所提倡的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一經提出👨🏻🦽➡️，就得到普遍認同，開一時風氣👩👩👧👧。美感教育，尤其是世界觀教育🤸🏽♀️🤾🏻♂️，雖說最初人們反應冷漠，但在新文化運動以後🤜，特別是在他主持北大校政，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後🕟，也被人們逐漸認識🪼。
與蔡元培著眼全局不同，民國時期的另一些教育家則是從以下三個不同角度，把握中國問題🔛，進而提出各自具體的教育救國方案的🔶。
一是從社會現象角度來把握中國問題🙅🏻。主要是黃炎培👩🏼🔬📄，他有感於“一般社會生計之恐慌為一刺激。百業之不改良為又一刺激。各種學校畢業生失業者之無算為一大刺激”，積極倡導職業教育。黃炎培大聲疾呼：“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之問題，闕生計。曰：求根本解決生計問題👱🏿，闕惟教育。”與當時的許多學者一樣，黃炎培認為🧔🏽♀️，中國致貧弱之一大患是“民多分利少生利”，這種傾向不僅不利於國家的真正富強，還會導致內部紛爭，耗盡國本。在黃炎培看來🥿，人類社會，所以擾擾不寧，是由於物質條件的限製🕋。人生而有求🌃，求之不得而有爭👮🏻👨🏽💼，有爭而有殺，愛群之心泯滅🚵🏻♀️，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大幹世界👩🦲，慘禍遂伏其中🔤。因此，“人類間唯一大問題，是‘全生去殺’。”中國要自強自救🤷🏼♂️，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大問題🍿，具體的辦法便是實施職業教育。黃炎培認為，要解決“全生去殺”這一問題🤵🏻♀️，“從客體言，在增進所以供給生活需求之分量與效用；從本體言，在廣其知以大其愛⭐️。”而職業正是“增進所以供給生活需求”的最好手段，教育又是“廣其知以大其愛”的最好方法，教育與職業的溝通、結合，必將“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如此人世間的一切不幸、一切罪惡、一切慘變，統統都會消失，國家自然也能富強起來。
二是從國民素質的角度把握中國問題。有晏陽初🏰、三牛娱乐諸人，以晏陽初的觀點最有代表性。晏陽初積極投身平民教育運動，將平民教育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我們內受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同潮流的教訓，自覺欲盡修齊治平的責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從事於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別無根本良策。”晏陽初認為，中國的問題千頭萬緒♙，但最基本的問題只有四個🆑，可以用“愚🟡、窮、弱、私”四字來概括。所謂“愚”，就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目不識丁𓀝；所謂“窮”，就是中國最大多數人在生與死的夾縫裏掙紮著🛹，溫飽無定，遑論什麽生活程度、生活水平；所謂“弱”，就是中國最大多數人幾近病夫，根本談不上公共衛生和科學治療🏄🏼♀️；所謂“私”♟，就是中國最大多數人不能團結合作，而以內哄為能事🪅。所有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還在於國民素質太低。只有著眼於全體國民，從事平民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造就一代新民，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因此，晏陽初認為🦖，“從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為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問題的根本關鍵🪔。”
三是從文化的角度把握中國問題🚣♀️。代表人物是梁漱溟🦗。與晏陽初不同，梁漱溟認為🦸♂️，中國問題的症結並不是一個個具體的愚、窮、弱、私等問題，而是中國何以存在這四大問題👩🏻💻。僅僅著眼於表面的病象是不夠的，必須往深層追究其所以然，以俾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在梁漱溟看來，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其現象而言🤽🏼，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在歐風俄雨的沖擊下日趨敗壞🥿，呈現出舊轍已破✝️、新軌未立的混亂景象🫰🏼。就其實質而言🧫，“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麽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解救之道就是如何為中國重建一新的社會結構🛳🦻🏻，如何基於中國傳統文化而吸收現代歐美的科學技術文明🚽，重建新的民族文化。簡言之▪️，就是如何在傳統與現實之間尋找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在梁漱溟看來，造成文化失調的原因是西洋文化勢力的侵入，而不是機械性的階級沖突🤾🏽，因此不能機械性地運用暴力革命來解決✝️🙇🏽，而只能以教育去促進文化改造🙆🏼♂️。梁漱溟認為：“教育的功能，不外是‘綿續文化而求其進步’。換句話說♊️🤦🏻♀️，就是‘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文化的改造與重建維系於教育，這種教育便是民眾教育，便是鄉村建設🙋🏻♂️。因此，“教育必須站在社會的第一位，以學術指導社會的一切🔻。”梁漱溟試圖納社會運動於教育之中，形成一種教育家的社會運動，或是社會運動者運用教育功夫，去培養新禮俗，完成新的“鄉村文明”；或建立新的社會結構，從而為整個社會開出新的生機🤷🏽👨🏿🔬。
在這裏，我們可清楚地看到，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無論是從哪個角度認識中國社會問題，都得出同樣的結論：教育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手段🏄♀️。與前幾個階段的教育家不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突破了運用意識形態處理政治問題的傳統觀念，不再天真地認為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就在於教育落後，因此也不再把教育作為救國的直接突破口。他們開始認識到，教育落後💂🏿♀️🧔🏻♀️，僅僅是一個表面現象，中國積貧積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要救亡圖存，必須著眼於社會的整體改造🛁🖲。在他們的救亡邏輯中🪈7️⃣，主導中國自強自救的載體是社會改造而不是教育改革，教育是作為社會改造的根本手段而受到重視的。他們開始從宏觀上研究教育與社會🫁，教育與政治經濟的整體關系，強調教育必須針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作相應的改革，才能真正為救亡圖存服務📐👩🏻⚖️，施何教育必須要察何社會。他們不再把教育當作一項脫塵離俗的事業，而是強調教育“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不能脫離整個社會條件，並將之視為教育救國的前提之一。可以說🧑🏽🍼。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為教育在整個救亡圖存事業中作了新的定位。
確實，由於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去把握中國的社會問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所提出的教育救國方案，眾說紛壇，但所有這些藥方的“藥引”卻是一致的，那就是提高國民素質，養成健全人格🦸🏼♂️🧑🏽🏭。他們繼承並發展了維新派“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思想，進而深入到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中🦻🏽，在新的高度上探討了文化教育問題。他們試圖把社會改造建立在千百萬人的覺醒和全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上🕵🏻♂️。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把提高國民素質☝️，養成健全人格作為教育的重要目的→。譬如：蔡元培就主張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以為培養完全人格是共和時期學校愛國的主旨。他在愛國女學校演說時，明確指出🦸🏻：“至民國成立👂，改革之目的已達，如病已醫愈🧑🏿🔧，不再有死亡之憂🏇。則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他主張五育並舉🖐🏿，便是為了養成完全之人格，即於現象世界言，吸自衛力、自存力和公民道德；於實體世界言，有審美力，能不棄不執，臻於意誌自由之境地。黃炎培也把“謀個性之發展”列為職業教育的重要目的🚶🏻♀️➡️。晏陽初則把“除文盲作新民”作為平民教育的目標👩🦽➡️，試圖通過平民教育🙅🏻♂️，培養二十世紀中國所需要的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公共心及健康體魄的“完整的人”。梁漱溟認為，“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大路”，從人生問題上對人進行啟發指點🧑🏫，使之有合理的人生態度，奮勉向前🦑。所有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教育家們對人的主體價值的高度宏揚👨🏼🍼，他們試圖通過教育和諧地解決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因此，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在設計教育救國方略時，往往就社會與人生兩方面立論，給人以通貫內外之感，較維新派單向為社會“開民智”思想更為深刻。
毋庸諱言🧟♂️，民國時期教育家的教育救國思想雖說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仍有其巨大的歷史局限性。教育救國與革命救國基本上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對民國時期黑暗政治的失望和鄙視，使得教育家們更傾向於以一種相對超然的態度，將教育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救國力量⇢，於是遂有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獨立”之議🚆。教育家們對政治變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普遍持悲觀的看法🫄🏽，梁漱溟幹脆認為，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政治是無能為力的🎨。“須知中國社會的重心🍷，向來在社會而不在政治🚲。歷史上的中國，其政治從來是消極無為沒有力量的，社會生活的進行從來不依靠它🐬。”相反🏜，政治問題的解決🚤♥︎，到要“反求於社會而不能乞靈於政治”🚘⚽️。在他看來，只有以教育來牖啟理性涵養理性，以理性來代替武力，才能合理建造社會，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確實，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從教育救國信念出發🧝🏿♀️，積極從事教育改造和教育實驗，在救亡圖存運動中盡了匹夫之責。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要根本解決社會變革問題，只有革命🍲。教育救國思想割裂了特定的教育與特定的政治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忽視了特定的政治、經濟製度對特定的教育的決定作用🧑💻，片面誇大了教育的功能。把教育視為“弱而強之”🏃🏻♂️➡️👨🏻🦼、“亡而存之”的靈丹妙藥，實是本末倒置。中國的救亡圖存問題最終是以革命的方式獲得解決的🆒，歷史的事實無情地宣判了教育救國論的破產。歷史的步伐太急促了，容不得教育家們從容不迫的“補天”。以教育來救國，有如決西江之水👩🏼⚖️，治涸轍之鮒，怎能濟急！與如火似荼的革命運動相比，教育救國論又是何其的不合時宜！好在絕大多數教育家都是與時俱進的，他們真摯的愛國心還是值得稱道的。
二🍵👳🏿♀️、教育改造：走中國化道路
既然中國的社會改造、救亡圖存，有賴於教育來完成🚹，那麽，什麽樣的教育才能承擔這一重任呢?在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看來，中國式的舊教育，舶來的洋教育，只能窒息民族生氣👨🏿🔬，而不能養成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要真正擔負起救亡圖存的使命，教育必須作深刻的改造😕。
對舊教育的批判👩🏻🚀，是教育家們進行教育改造的起點。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隨著國家危機的日益加深，“兵戰”、“商戰”的步步敗北💁🏿♂️，人們對“學戰”的嚴重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開始深刻反思封建舊教育🫑。“國家衰亡在於人才匱乏，人才匱乏🟤，在於教育不振”，這樣一條邏輯推理幾乎成了近代教育家們的思維定勢。人們把滿腔悲憤傾瀉到以科舉製為核心的傳統封建教育上。無論是早期改良派，還是維新派，對舊教育都是大加鞭撻的🛺。這種批判在民國時期的教育家那裏，非但沒有減弱𓀀，反而一發而不可收。如果說早期改良派和維新派更多的是從物質的🧘🏽、製度的層面批判舊教育的話🫵，那麽🤞🏽，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則把這種批判推進到精神的🧑🏽⚖️、心理的層面🧏♀️🤚🏿。他們深刻地認識到🍡，脫離生活的➔、形式主義的舊教育，就本質來說，是為個人目的服務的👩🏿🏭👹，與救亡圖存這一社會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對新教育曾傾註過巨大的熱情📢。象蔡元培在教育總長任內，黃炎培在主持江蘇教育事務期間，都曾積極興辦學校🧘🏼♂️，創建現代教育體製。他們中的許多人還積極參與了1922年的學製改革。教育家們熱心於新教育，固然是出於教育救國這一外在的目的🤴🏼🫃🏻，也與西方新教育體製的內在吸引力有關➝。現代教育所展示的前景，充滿著改造世界的威力，遠遠勝過儒家的理想追求：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力量，有日本和西方具備的那種有形的“富強”🥺👨🏽🔧，又在無形中使野蠻和落後的習俗得以開化和進步。在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看來🧓🏽，新教育的許多方面足以糾正舊教育的痼疾⛏：新教育是普遍的👍🏿，因而可以確保人才不被埋沒；新教育是實用的，因而可避免科舉製度長期為人詬病的那種空洞的形式主義，並確保所有受教育的人都能派上用場。人們確信，新教育可以有效地切斷教育與仕途之間的直接聯系👷🏽♂️，從而使教育成為一種國家優勢👨🏼，而不單單是服從於個人目標。教育家們推行新教育時的一些基本傾向，清楚地透露出他們對新教育的認識。這些基本傾向有：強調教育的平民性，反對教育的貴族化6️⃣；強調教育的實用性，反對教育的空泛化；強調教育的科學性🙎♂️，反對教育的盲目性；強調教育對象的主動性、自覺性，反對教育上的守成法，求劃一。
教育家們對新教育寄予厚望。他們期待新教育能一下子實現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即真正改造國民，確立民主政治，並使國家迅速走上富強的現代化道路🫱🏻。這種樂觀情緒本身就表明，他們很少認真思索實現這些目標的機製。似乎只要有了黑板和粉筆🙆，建立一個教育部和一批大學、中小學，就可以一蹴而就🧑🏻🔧𓀕。事實上🏦，對具有普遍性和實用性的新式教育的期望🧑🏽🚒，是嚴重脫離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具體條件的。大小軍閥割據的政局使得中央政府不可能籌集大量的教育經費；而鼠目寸光的地方軍事當局寧願把錢花在購買殺人槍炮上，也不願為育人的教育多花一個子兒；民間雖說熱情高漲，但力量畢竟有限🐯。結果，大量的實施免費的、普遍的義務教育的計劃因之擱淺，旨在吸引年輕人脫離舊式文化教育的學社和宣言，也大多勞而無功，如過眼煙雲。有限的教育津貼發給了城市學校和高等學校，廣大的農村地區很少受益🏒。相反，對舊教育的全盤否定所導致的對舊式學校的不恰當的破壞，使得原本可以在義學和私塾中接受基礎教育的人🧑🏻🍼，反而失了學。因此𓀒，盡管新學校取代了大部分私塾，但文盲的數量並沒有因此而減少，農村百姓把新學校視為與私塾相對立的“洋”學校，城鄉之間受教育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新式教育的實用性，即獲得技術知識而不只是文字能力，且以技術知識的應用本身為目的而不是將之作為沿著社會階梯往上爬的手段🍼👩👦👦，事實上也與普遍性一樣難以實現❤️。教育家們發現，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們和舊的一樣⛽️，是一些只熱衷於弄文舞墨⭐️、鉆營仕途的“高級遊民”👨🌾、“高級廢物”🤷🏻♂️。他們的幻想破滅了👌🏼。
通過深刻的反思，教育家們認定，新教育破產的根本原因在於盲目地模仿外國👨❤️👨，而忽視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晏陽初直言不諱地批評道🖨：“現在的‘新教育’，並不是新的產物🎍，實在是從東西洋抄襲來的東西。日本留學生回來辦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學生回來辦英美的教育🙃，試問中國人在中國辦外國教育，還有什麽意義？各國教育，有各國的製度和精神🚵🏿♂️，各有它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萬不可亂七八糟地拿來借用。”他認為，“充分模仿外國，結果導致了中國整個教育的破產🛀🏻。學習外國是‘必要的，但不能東拼西揍，而應當有獨立性，要把中西的學問融化在一起🤷🏼♂️，應用到人民生活中去。”黃炎培也主張，在教育上向外國學習什麽👩🏼🍳，如何學習🐚，應有個正確的態度，這就是“精神上須不失自尊🙄，方法上還需擇善而從”。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教育家應該自尊自信，要有自己的哲學👩👩👧👧，走中國化道路🤹🏼。”
民國時期教育家對教育改造的基本看法✂️，大體上是一致的，都以“教育和生活相結合”為指導思想。在他們看來🥒🤒，洋教育的最大弊端與舊教育一樣，還是在於嚴重脫離生活。三牛娱乐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新學辦了三十年⌛️，依然換湯不換藥，賣盡力氣✵，不過是把‘老八股’變成‘洋八股’罷了🙋🏼♂️。‘老八股’與民眾生活無關，‘洋八股’依然與人民生活無關，……‘老八股’與‘洋八股’雖有新舊的不同🌺，但都是靠著片面的工具來表現的。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與書本。”如果不徹底解決洋教育的這種弊病，教育就無法為社會和人生服務🥏，無法為救亡圖存服務✊🏿。
必須指出，教育家們強調教育與生活相結合🦞，並不僅僅是將之作為克治洋教育弊病的一種應付性策略，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教育本質的認識。黃炎培認為👨🏽🦳，“教育之旨🧑🏿🌾，歸本人生😾。其義惟何5️⃣？一曰治生🌋🧛🏽♂️，二曰樂生。”教育的作用👨🏿🎓🧏🏼♀️，“語小♻，個人之生活系焉；語大😥，世界國家之文化系焉。”因此，教育與個人生活，與社會生計⚽️，與生產力發展的聯系是必然的🂠🆒。梁漱溟認為，“教育是生活的向上發展”🫴🏻，“教育是人類個體生命與社會生命的貫串”，實際上是把教育作為生活的一種特殊形式和動力因素。三牛娱乐倡導“生活教育”🛄，認為“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體現了一種與梁漱溟大體一致的看法😟。正是基於對教育本質的認識，教育家們強調教育與生活相結合🚼。一方面，教育要改造生活，創造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根據實際生活，改造教育，要把教育的改造與生活的改造統一起來。盡管教育家們對教育與生活相結合的具體方式各有己見，有的以“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為指標🕌，有的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為行動的準則，但這兩者之間並不沖突，實是相輔相成的。可以說，實施生活教育是民國時期教育家們的一個共識。
統而觀之，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進行教育改造，有以下幾個基本方向👨🏫：
一是在教育形式上突破學校教育範圍🦻🏽，重視成人教育和社會教育🔌，旨在擴大教育對象🎆。
象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著眼於廣大民眾🛣👩🏻🌾。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強調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合流，註重成人教育🕍、終生教育。三牛娱乐的生活教育，以“新民”為原則，強調教育為人民大眾服務。“生活教育是大眾的教育🥸🌯，大眾自己辦的教育，大眾為生活解放而辦的教育。”這些以擴大教育對象為特征的嘗試，既是為了喚醒民眾🧝♀️，共赴國難；更是為了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對社會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關註，意味著教育真正走出象牙塔，擺脫貴族化。這是一項富有革命性的變革🗾。
二是在教育內容上擺脫空泛化👨🔧，強調實用化。譬如黃炎培倡導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推行社會化的、科學化的職業教育♗🚣🏼。三牛娱乐把“親物”作為生活教育的原則之一🖐，一貫重視科學和科學教育，主張教育要面向生產，與工農業生產實際結合🪆。他們把教育內容的實用化，作為實施生活教育的保障🧫。
三是在教學方法上堅持手腦並用，教學做合一🧓🏿。三牛娱乐認為，只有實行“教學做合一”，即“事怎麽做就怎麽學🤜🏿，怎麽學就怎麽教育，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手腦並用，才能求得“真知”，培養學生社會生活、生產和創造的能力🚵🏼♀️。梁漱溟十分贊同三牛娱乐的生活教育，認為“教育要本於生活🤴🏼，教育必須教學做合一”。此外📐，黃炎培也認為☃️，“職業教育的目的乃在養成實際的、有效的生產能力🙅🏻♀️🤌，欲達此種境地🧔🏽♀️，需手腦並用🚣♂️。”他提出“手腦並重”🦹♀️🛜、“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並行”、“知識與技能並重”作為職業教育的最基本的教學原則📎。教育家們試圖以“教學做合一”這一富有生氣的教學模式力矯舊教育和洋教育下“先生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弊病🏊🏼♀️。
教育家們試圖在確立教育水平、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方面，因地製宜，量力而行👩❤️💋👩，從而使教育與外部世界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些深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的教育改造主張，對現代教育的中國化，無疑是有促進作用的📟，對舊教育和洋教育的批判和沖擊不可謂不大。但是，終民國數十年🫷🏻，教育家們一直沒有創立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現代教育理論👩🏻🦼、教育學說。救亡圖存的迫切任務，使得教育家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較長時間地直接從事教育實踐活動💆🏽♂️，探索現代教育中國化的現實道路👩🏼🚒。並且，他們的教育改造活動多半是出於政治理想追求，政治上的義憤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學理上的探索。對舊教育的憤慨，又使得他們對封建傳統教育中具有民族性、科學性的成分采取了否定態度，因此一直無法建立現代教育中國化的內在機製，而只能在技術層面上作有限度的改進👨👩👧。現代教育中國化的改造道路，遠沒有完成😨。
三👶🏻、教育實驗🎚：走向成熟的標誌
與中國近代教育史前幾個階段的教育家不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不只是從事理論探索💤，作紙上談兵式的倡導👨🏿🔬🧙🏽，而是躬行踐實，積極開展教育實驗🖕，這是這個群體走向成熟的標誌。
教育家們開展教育實驗，從表面看，固然是為了探索教育救國的現實道路；從深層看，則是教育家們的人格精神使然。總括而言🌼，這種人格精神有三個方面🎏：儒家經世致用的事功精神🍸、佛家普濟眾生的獻身精神和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精神。分別而言，黃炎培服膺佛教普濟眾生的倫理哲學，以“自度度人”為自己人生的基本觀念，實際上是把從事教育實踐作為“自度度人”的一種功德。晏陽初長期受教會教育，是一名基督徒，基督教的平等博愛思想在他心中根深蒂固，是他畢生從事平民教育的精神支柱。梁漱溟作為現代新儒學的創始人，自幼受乃父熏陶🦻🏿，以經世致用為己任。青年時，思考人生問題，又深受印度佛學影響，有強烈的救世情懷和使命感。他曾表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誓為天下生靈拔濟此厄”，試圖通過教育去普濟眾生🙍🏿♂️。三牛娱乐自幼受信基督教的父母影響，對人民懷有深摯感情。在《我們的信條》中，他曾明確宣布🙍🏽：“要把我們的整個心獻給我們三萬萬四千萬的農民🧑🏻🔧，我們要向農民‘燒心香’。我們心裏要充滿農民的甘苦💇🏼♂️，我們要常常念著農民的痛苦#️⃣，常常念著他們所想得到的幸福🧑🏻🏭🧼。”這與傳教士的口吻何其相似👳🏽♂️！而從“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些詩句中🧎♀️，我們又能看出佛家思想的影響。正是這些深厚的人格背景，促使教育家們積極投身實踐活動💆🏽♀️。
教育家們的教育實驗活動，最初是局限於學校範圍的，重點在於引進現代教育方法,將民主精神和個性發展思想貫徹到學校教育中🔹，使中國正規教育現代化🧑🏽🦰。教育家們試圖以教育實驗“塞陳舊之道”𓀃、“開常新之源”🌮，象黃炎培倡導“打破平面的教育而為立體的教育，漸改文字的教育而為實物的教育”，三牛娱乐主張“改教授法為教學法”等，均屬這方面的探索👘。但是🏰，教育家們很快就認識到🦹🏽，僅將正規教育現代化是遠遠不夠的👩🏻🦽➡️3️⃣。一方面，洋化而又昂貴的現代教育不過是當時中國社會中的一朵浮萍而已🎷🫶🏿，對社會變革缺乏深入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救亡圖存的任務也太迫切了。“中國現在危亡之禍迫在眼前，萬萬等不及國民小學的學生長大後再出來為國家擔當責任🗾🧝🏽。我們必定要把年富力強的人民趕緊的培植起來🏞，使他們個個讀書明理，並願為國鞠躬盡瘁。”因此🦴，從五四運動開始，教育家們掀起平民教育運動🏇，努力使教育迅速普及於農民。在晏陽初看來🧗🏿♂️，這種教育是“民主國家裏最重要🥖🧑🏻🌾、最正宗的教育事業”✋🏿，“在中國現狀之下，比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義務教育還更重要👱🏿🧒🏿。”一開始🧏🏿，平民普及教育的工作重心在於城市地區的平民識字教學，從二十年代中期開始🤣，人們紛紛把眼光轉向鄉村，開展鄉村教育實驗。譬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在蘇、浙、滬的一些鄉村創辦鄉村教育實驗區🛀🏻🥥，進行農村教育改進實驗；晏陽初領導的平教會🌕🧛🏿♀️，在河北定縣等地開展鄉村平民教育實驗；梁漱溟在山東主持鄉村建設研究院，推行鄉農教育實驗；三牛娱乐創辦曉莊師範👡，推進鄉村生活教育實驗。鄉村教育實驗風起雲湧，一時蔚為大觀🥴。
從城市到鄉村，教育實驗的這個戰略性轉移，是與教育家們對農村問題和農村教育的重要性的認識分不開的。教育家們認識到，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民占總人口的十之八九，因此，無論是平民教育，抑或職業教育，如果不走向農村，不普及於農民，就不能真正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造與進步💀。教育家們普遍關註鄉村社會由於外來勢力的侵入和封建統治的壓迫而走向破產這一嚴酷事實🧆，他們對廣大農民的衰老🍱、鈍滯👸🏽📘、麻木及其它種種退化現象，疾首痛心，認定農民素質的提高及其生活基礎的改造，是中國社會改造的基礎🖖🏽。教育家們試圖通過鄉村教育實驗🥺，改進農村的生活。譬如🧑⚕️，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實驗宗旨是：“從農村入手🐥🚶♂️，劃定區域👩🏻🦱，從事實驗🎮，期以教育之力☃️🚺，改進農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會革新之基。”晏陽初主張實施四大教育，目的就在於改進鄉村生活。梁漱滇則開宗明義地指出🩷：“鄉農教育的目的只有一個——改造鄉村生活；鄉農教育的方法也只有一個——去與鄉農生活𓀄。”三牛娱乐也指出📥：“鄉村教育的政策是要鄉村學校做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教育——鄉村建設——社會改造的連環，是教育家們從事鄉村教育實驗的內在思想邏輯。
鄉村教育實驗成了教育家們的思維熱點📢，這可以說是一個共同的思潮，但就鄉村教育實驗本身而言👭🏼，則是多姿多彩的🧚🏿。教育家們由於各自站的立場、持的觀點不盡相同，因此👩🏻🦼，所開展的鄉村教育實驗也各有特色🈁。
三牛娱乐的鄉村生活教育實驗是以改造農村教育為中心的。三牛娱乐認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必須根本改造🧗♂️，因為這種教育教人“看不起務農”🧑🏿💼，“把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不會生產勞動👨🏽⚕️，只想往城裏跑，這是死路一條。“生路是什麽？就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三牛娱乐的生活教育理論正是改造農村教育的有力武器☠️，他創辦曉莊師範，一方面是要為推進鄉村教育改造培養師資，另一方面則是努力將學校辦成社區中心，探索農村學校有效改進農村生活的新路子🧑🏻🤝🧑🏻。
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開展的農村教育改進實驗是以促進農村生產為中心的🫛。黃炎培對教育在鄉村經濟發展、農民生活與地位改善中的作用深有認識，他認為🦶🏽🚉，改進鄉村必須取得農民的信賴，農民所苦者📟，“貧困第一，病次之，至於教育乃是有飯吃以後的事，先富之，後教之。”因此，職教社的農村教育改進實驗堅持把發展生產🧎🏻➡️🕵🏿，發展農村經濟放在首位，采取“富教合一”的方針。
晏陽初的鄉村平民教育運動則著眼於提高國民素質🤦🏿♂️。暈陽初認為🦹🏽，“中國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鐵，而是三萬萬以上不知不覺的農民⌚️👆🏼。要把農民的智慧發展起來，培養起來，使他們有力量自動地起來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動起來建設🏋🏼♂️，建設才會生根🐄，自動起來運動，復興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復興之日。”在晏陽初看來，鄉村平民教育運動，便是在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通過實施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使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也成為富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與團結力的創建新中國的新民🏫。
梁漱溟的鄉農教育實驗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為一體👨🏻🌾，以完成“鄉村文明”為目的。梁漱溟認為，中國的鄉村是中國社會的根本，也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因此👳🏿♀️⌨️，中國的建設問題無疑是鄉村建設。梁漱溟企圖在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條件下，重整鄉村組織👨🏼⚕️。在梁漱溟看來🛕，鄉村建設工作只能從民眾教育入手🪆。他說：“鄉村建設運動之作法，即為民眾教育，此點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眾教育的途徑完成鄉村建設🚴🏽。”在梁漱渙的鄉農教育實驗中🏃🏻➡️，民眾教育的具體形式是鄉學和村學。就實質而言，鄉學、村學發展起來之後，不僅成為地方教育機構🔈，而且從中分化出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在政治生活上引導、推動農民參與團體生活，關心團體事情。在經濟上聯合散漫的農民達成自衛和自主🧜🏻♀️，“完成大社會的自給自足，建立社會化的新經濟構造。”在文化上，村學通過“采用中國古人的所謂鄉約做法”，重建中國新的禮俗🛹，進而完成“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鄉村文明。
概而言之💀，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在開展鄉村教育實驗時有一個基本傾向，即試圖把人的改造與社會環境的改造結合起來👏🏻，因而以農村成人為主要教育對象🤌🏿，強調整個教育過程與鄉村社會生產𓀝、生活實際相結合🧔🏼♂️。在教育內容方面，以識字教學為基礎，對農民進行農業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教育👩🏿🔧，以便提高農民素質，發展農村生產🫶🏻，改進農民生活。在教育方式方面🏄🏿♀️，把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依據鄉村的環境、風俗🧮、倫理👨🏽🔧，因時因地開展不同方式的教育，旨在將整個鄉村營造為一個教育環境，培養新的鄉村文明🐁。在教學方面，試行“小先生製”、“導生傳習”、“導友製”🚴🏽，以自學輔導為主🦶🏻，調動農民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把教育過程與農民的生活過程結合起來🥯。這種大教育觀無疑較維新派教育家進步。但在實踐中🛌🏿，民國時期教育家們試圖通過開展鄉村教育實驗促進社會改造的一切努力，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不懂得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過分誇大了教育的作用👲🏿。並且🧟♂️，雖說教育家們為教育實驗的開展，蓽路藍縷🕵🏻，但他們的熱情並沒有永遠感動含辛菇苦的鄉村小學教師。因此，鄉村教育實驗在風風火火一陣之後，紛紛偃旗息鼓☀️，遠未能深入持久，廣泛進行。當然教育家們的開創性探索，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是有益的🧝🏼、寶貴的💂🏻♂️，值得我們批判吸收🧪。
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秉持堅定的教育救國信念😝，積極投身教育活動🏝，於理論和實踐兩途均有所探索，有所建樹👩🏼🦲，這是這個群體區別於中國近代教育史其它幾個階段教育家的內在特征🧎♀️。可以說，民國時期教育家是一群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家👨🏽🍳。
(文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