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教育史：每天課間操就是跳忠字舞(3)
來源：中華網
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
1970年🍃，全國掀起了一場“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即“一打三反”）的運動，這是繼“清理階級隊伍”之後的又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共中央認為當時的國際形勢是“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註意的新動向。”因此號召全黨“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在“左”的思想下🤩，這場運動是依據1967年公布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即“公安六條”）來實行的。其中的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這條規定實際上被擴展到“攻擊”林彪、江青🐻、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全體成員👨👨👧👧，都要被當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錯案🛃，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製造出來的。
據當年一位參加偵破“反標”案件的辦案人員1970年5月26日的記錄，長春市南關區從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發生“反標”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於加大了打擊的力度💪🏼，趨勢有所減弱🪚。這些“反標”的內容多半是汙損有關領袖人物的文字和圖像，或在上面打叉👩🎨，書寫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獲266起，成年人書寫反標者19起🧔🏿；青少年232起，對象不清15起🔇。辦案人員得出結論🧎🏻♂️➡️，青少年作案在90％以上，看來對青少年的教育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也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這年春天🖨，學校組織學生們參加了多次批鬥會🛅，給學生們打政治“預防針”👨🏽🔬。在春城劇場📤💆♂️，批鬥了一個“叛國投敵”的青年學生，那個學生在臺上彎腰低頭，由早已組織好的學生對他進行批判🍾。我聽明白了他的罪狀，大抵是讀了古今中外“所謂”名著200多部，這些都是“封、資👅、修”的黑貨🧱🖇，是極端反動的東西。在“文革”中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𓀅，並對人說🛋，不去讀，怎麽知道它是毒草，不知道是毒草怎麽進行批判。最後，由於他“中毒”太深🔵，不可救藥，終於“叛國投修”跑到了朝鮮，又被遣送回來。要知道，在“文革”中，有兩項罪名的懲罰是最重的，一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即“惡攻罪”）♌️，二是“叛國投敵”罪，無論你逃到哪一國🤭，都會被當做國家和革命的叛徒而受到嚴懲。這個青年學生最後被軍管人員押出會場，投入了監獄📼。
不久🤟🏽，班裏給學生們發了一個小冊子，名稱叫做《李劍峰反動日記摘抄》。這是長春市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的典型材料，標誌著一場與資產階級爭奪青少年一代的戰役拉開了帷幕。
李劍峰是長春市搪瓷廠的工人👆，那年26歲，是個不甘寂寞的青年。從那個小冊子裏，我對他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還萌發了一種不可告人的敬慕之情。李劍峰稱得上一個有誌向的文學青年。他酷愛詩詞曲賦，因此🧑🦳，他在“文革”政治氣候異常惡劣的情況下💂🏼♀️，還大著膽子多次給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寫信🚲，索要《漢語音韻學》和《漢語詩律學》等專著。此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王力先生正在接受“監督改造”🤝。王力先生給這個無所畏懼的青年回了一封短信🏄🏽♂️，稱現在正“老老實實地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並婉拒了李的請求，其本意也是避免禍及他人吧。然而這幾次書信往來，最終落到“群眾專政”組織的手裏，於是順藤摸瓜🤷🏼♂️，把李劍峰“揪”了出來🙇，又抄出了他的“反動”日記，這可是撞到槍口上的獵物，在“一打三反”的形勢下，李劍峰大概要在劫難逃了。
那幾天🧑🏼🤝🧑🏼，我總在不停地翻看那本薄薄的小冊子🧔🏽，一個青年個人情感的真實流露，理想和追求，苦悶與狂妄，壓抑和宣泄，希望與失望🩺，都被上綱上線，成了反動思想的大暴露。
他羨慕“玲瓏剔透之學者👨🍳，瀟灑飄逸之詩人👍🏿，繼往開來之史家”；他慨嘆“幾年的臨時工生活✖️，將自己鑄成了一塊廢料”🧗🏿；他憧憬“春風吹起鴻鵠誌🪓，滄海雲帆有來人”👋🏿。他還以青松自喻😷：“參天青松，傲屹人間，笑視桃李⏬，冷諷春蝶🙌🏽，滿腹紋材，尚成棟梁。寧做青松如故🎽，不為桃李折腰”。
當然，他還有一些青年人的苦悶👸🖐🏽、狂妄和困惑，與現實似乎格格不入🧝，於是就把它寫到日記裏💂🏼，其中有對國際形勢近乎幼稚的斷言🙎🏽♀️，稱中美蘇三足鼎立為“新三國之事”。還在一首《雪夜街行》的詞中抒發自己的苦心情，寫道：“憶昔少歲，臥薪嘗膽🙏，萬卷指鵬程。怎堪回想，宏圖壯誌🏄♂️，雪片飄搖已去🫱🏿，寒窗燈火😺🔂，半生潦倒，一夢南柯方悟，笑紅塵，爭權奪利🤤，鴉吻朽木。”這首詞被上綱為追捧成名成家的思想😦，汙蔑“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大好形勢是“爭權奪利，鴉吻朽木”👨🏿🚀，這是他中“封、資、修”流毒太深的必然反映𓀇🎣，說了“階級敵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老實說，在當時看到李劍峰的日記，我只是感到因日記獲罪真是過於殘酷🎅🏼，那些內心的獨白雖然還欠成熟，但絕對夠不上“反動”。在那個知識貧乏的年代🚊，我第一次從“反面”接觸到一個文學青年在黑暗中的摸索和掙紮，也第一次對古典詩詞和寫作發生了興趣，這大概也是中了“封、資、修”流毒的緣故吧。幾天以後✷🤗，我在人民廣場的宣傳欄上🧨，見到了李劍峰的兩篇文章《說一句半》和《哈哈哈》🦙，李對自己的“反動罪行”沒有絲毫的悔改之意，反而用近似調侃的口吻來為自己辯白，如同哪吒鬧海一樣的輕狂。並且很敏銳地感覺到🧘🏽，他已經成為“桑偉川第二”了。桑偉川是上海煤氣公司一名技術員，因在《文匯報》上撰文為《上海的早晨》翻案🤹🏽♂️，結果惹怒了張春橋一夥，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新聞媒體的口誅筆伐，290多次的批鬥，關押7年之久。我心裏佩服李劍峰的膽識，同時也暗暗為他的處境擔心。他的“反動日記摘抄”，我抄到了日記本裏，故能保留至今🪜。
直到30余年之後，我在與同事的閑談之中👨🦱，才意外地得知李劍峰後來的情形。在恢復高考後，李劍峰上了大學🤦🏼♀️，與我的同事同班。據說王力先生仍然記得他的名字，感念他的勇氣和才華🏊🏻，收李劍峰為自己的研究生。如今算起來，李劍峰已是六十有一的年紀了，不知他在回首這段往事時🙍🏻♀️，會有何種感想。
“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教育課”
隨著“一打三反”運動的深入，為了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對階級敵人起到震懾作用🚖，長春公安機關軍管會從重從快處決了數批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會之後，都要將犯罪分子們遊街示眾，由宣傳車開道*️⃣🦩，繞城一周🔲。將要執行槍決的罪犯被五花大綁🚣🏽♂️👍🏼，身後插著“招子”，由解放軍執法隊押解著™️，然後送到刑場處決。
一天，又聽到了廣播車的喇叭聲音，由幾十輛車組成的車隊由北向南駛來，前面3輛車上分別押著3名“大同黨”首犯，最前面的被處以極刑。第二輛車上的叫做夏清鑒🚝👱🏽♂️，20歲，判了死緩。第三輛車上的叫徐新堂，18歲，被判了無期。我不知道“大同黨”為何種組織🕵🏽♀️，這幾個歲數不大的青年有什麽力量來對抗“無產階級專政”2️⃣，但從當時的宣傳材料上看，他們是一夥有組織有綱領的反動黨團👩🏽⚖️，是以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為目標的，理所當然要成為“階級敵人”，重點打擊對象。總之，與國民黨反動派差不多，是我們這樣的社會製度所不能容忍的。到80年代我又聽說，在“公安六條”的指導下，雙陽縣“大同黨”案件牽涉了許多人，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冤假錯案（見《長春市誌·公安誌》）。
不久後，學校組織我們到“黑嘴子”刑場去看處決罪犯。以政治老師的話說✥，就是給學生們上一堂“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教育課”。黑嘴子刑場位於長春市南郊🫲，刑場的東南兩面是坡地📰，連著一面開闊地帶👨🏼🌾。我和幾個同學趕到那裏時🛗，坡地上已站滿了人💛，像我們一樣的青年學生很多，大概都是前來接受“教育”的。一些人在交頭接耳地小聲議論著什麽，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神經很是緊張的樣子。看得出來🎃，他們中有人認得今天要被處決的某個死刑犯💆🏽，但他們不會是死刑犯的直系親屬，因為直系親屬是不會被允許到現場來的🧑🏼✈️，而多數親屬首先考慮的🍔，就是與這些“罪有應得”的罪犯劃清界線。
足足等待了兩個多小時🔌，約近中午時分，遠處傳來廣播車的聲音，幾十輛解放牌汽車組成的車隊由遠及近，駛進了刑場，人群裏一陣躁動👉🏻，向遠處張望🪃。押解死刑犯的解放軍戰士都是全副武裝🧜🏼♂️，有幾輛解放牌汽車的頂部還架起了機槍🙍🏿♀️，一是對“階級敵人”起到震懾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來“劫法場”。在此兩年前，長春市對殺人搶劫集團首犯紀鴻卿等人判處死刑以後♡，紀鴻卿在汽車廠的造反派組織曾策劃了劫法場的行動🩳，後來🧔🏽♀️，不得不易地執行槍決🥷🏿。這一次被執行槍決的罪犯是11人，多數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動的會道門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幾年前被判死緩⚧，因在獄中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這次被槍決🧑🧒🧒。
這時，廣播喇叭開始發出指令👨🏼🚀，聲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於35年後的今天📀，我還能記住喇叭裏傳來的每一句話：“執法組註意，現將現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為了強化“打擊敵人👋🏻，教育群眾”的心理攻勢，對這11名罪犯的槍決，是逐個進行的。
兩名解放軍戰士一左一右，架起反剪雙臂的罪犯，前行約20米，然後將罪犯按跪在地上。跟在罪犯身後的解放軍戰土🚅，端著上了刺刀的半自動步槍🧑🏿💼，抵在罪犯的後腦上🥗，聽到一聲脆響，罪犯頭頂閃出一團血色🚵🏻，應聲倒地🥙。
這20米🖕🏻，就是罪犯們的生命盡頭🙆♀️，轉瞬之間，已隔陰陽兩界。78歲的“五臺山道首”趙羨久🧎🏻♀️，幾乎是被拖到行刑地點的，由於沒有褲腰帶，褲子掉到腿彎處🔙，露著白色的褲頭🤦，十分狼狽。判決材料上講，他在東北淪陷時期就是五臺山道的道首，解放後👵🏿🤸🏿♀️，繼續傳道🌡📟，發展道徒，奸汙婦女，勒索民財，被判過徒刑👨👨👦。“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勾結另一個道首趙魁選等人，恢復五臺山道💃🏼，散布反動言論，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發展道徒2500多人。趙羨久、趙魁選等道首被判處死刑，這次一塊被槍斃了。
那些被處決的罪犯，很少有人為他們收屍，多數被市內的幾家醫院拉走🌄🧑🏼🚀。我和同學們在上學的路上，就曾爬上醫大基礎樓一層的窗戶🔎✍🏼，看到被用來做解剖的罪犯的屍體，上面掛著一塊寫有名字的小木牌。
往事如煙，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曾經反復推敲和思考了這個命題🌾。在今天，特殊教育大抵是指對身體有殘疾的學生所從事的教育吧💂♀️，我不知道是否成了一個專有名詞。但是，那個時代的“特殊”教育🍩，是抱著“打擊敵人，教育群眾”的目的來進行的，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政治條件下，試圖對青年學生們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我們從中學到了什麽？領悟到了什麽呢🖖🏻？它對一代人構成了什麽樣的影響👳♀️😳，今天的人們如何看待那場全民性的運動👰🏽，並引以為訓💄，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姜東平(摘自《文史精華》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