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學教育：每天課間操就是跳“忠字舞”(2)
來源：中華網
“忠館”——“大頌揚”的裏程碑
1969年2月⚛️🥵，吉林省革命委員會作出一個重要決定🥻，在長春市動工“敬建”（當時的敬詞）“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館址選在紅領巾公園（“文革”初期兒童公園的新名稱）的西南端，靠近人民大街大專院校較為集中的地方。
按照當時的設計構想，建築面積為24500平方米，南北長170米，東西長為112米。展覽面積為12000平方米🧑💼，展覽路線總長2000余米。主樓高3層三面附樓為2層，主樓正面為“柱廊式”造型，近似於首都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廣場中央🤹🏽♂️，矗立高達14.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兩側建築工農兵形象的群雕🏃➡️。因整體風格呈“忠”字形，故在當時又被稱為“忠館”。展名是林彪的親筆題詞。
“忠館”於當年2月破土動工。此處原有一座建於30年代的露天音樂堂，由鋼筋混凝土澆築，階梯型石凳能容納千人🎗。日偽統治時期🦔✍🏽，曾在這裏舉行過大型的“紀念”活動🤦🏻，我們在一幅歷史照片上還能看到日本關東軍為所謂“海軍紀念日”舉行音樂會的場面。為了給展覽館開辟一塊地基🕉，成千上萬的長春市民參加了“敬建”義務勞動，拆除了露天音樂堂，砍伐了一片茂密的林帶。省革委會號召各大專院校學生為這座裏程碑式的建築添磚加瓦🌭，並專門成立了“敬建”指揮部🔸👨🏿🎤，負責“忠館”建設期間的統一調度和任務落實🙎🏽。新聞媒體稱🐳：“‘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的‘敬建’，是吉林省1700萬軍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榮”💁🏽♂️。許多院校都承擔了采砂和挖土方的任務👨🎨，各中小學還組織學生撿拾廢銅爛鐵、磚石瓦塊♢，說是廢物回收和再利用🥚。建築工地出現了熱火朝天的景象。從我家居住的院子向東望去，即可看到建築工地紅旗飛舞，人潮湧動，成片的楊樹林被伐倒，爆破時崩起的土塊飛到百米開外的人民大街上，隆隆的陣響持續了半個月。
“文革”期間，在長春人民大街兩側✅，靠近解放大路與自由大路一帶🥞，是長春大專院校集中的地方，東北人民大學💃🏿、吉林財貿學院、吉林師範大學，以及吉林工業大學都位於此🚄。這裏是“文革”期間政治運動的中心🥵🏌🏿♀️，思想激進的大學生們，為歷次全民性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
當時長春大專院校紅代會主辦的《春城紅衛兵》刊登如下報道：接受了省“敬建”指揮部交給的1500立方米掘運砂子的任務後💣，吉林農業大學校革委會連夜召開常委會議🧑🏼🍳，提出“熱愛毛主席🧭，勝過一切📈；為了毛主席，舍得一切”的口號👱🏿♂️。浩浩蕩蕩的采砂大軍在戰地指揮小組的率領下，高舉紅旗，手捧寶書，高唱革命歌曲，英姿颯爽開到了伊通河畔🙆🏻。“大幹十四天，誓把忠心獻，為建忠字館，寧願流血汗”。東北人民大學💶👨👨👧👦、長春地質學院革命師生員工🥱，一直緊張地戰鬥在懷德縣大榆樹車站和長春車站🔠🩶，提出了“春節不休息👩🍳， 突擊運‘金砂”’的倡議，得到了吉林師大👩🏼🦱、吉林工學院👨❤️👨、獸醫大學等單位的響應。汽車廠革委會得到消息後，立即調來了五臺汽車，參加運砂會戰，長春鐵路局調動車皮，保證“金砂”的及時轉運。走進建築工地，展現在面前的🕥，是一片革命的生氣👹、勞動的歡樂，這裏是紅色的海洋，勞動的海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海洋……
到了這一年底，地面一層的水泥框架已經落成，如從空中下望，“忠”字形的主體結構已具規模。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的興建，把“三忠於”、“四無限”式的“大頌揚”推向了極致。然而到了1969年，這項聲勢浩大的“敬建”工程卻停頓下來☝️，或許是因為資金短缺🧛🏽♂️？或許因為中蘇邊境武裝沖突🌯，釀成了“珍寶島”事件，“敬建”工程與戰備的形勢不相適應？總之，“忠館”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胡子工程”。直到80年代末期，這項工程才斷斷續續地完工🎀，成了吉林省文化活動中心，它與最初的建築構想已大相徑庭⚰️☆。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國策實行之後，長春市開始了又一場軍民大會戰，全體動員，人人參戰，挖起了人防工程，一條蜿蜒曲折、縱橫交錯的地下通道，從地質宮廣場🧄，輻射到解放大路，新民大街、斯大林大街，經“忠館”的南側，到平陽街一帶👷🏿♀️。我們曾經參觀了吉林省醫院的人防工程，能容納四五百張床位的地下“戰備醫院”➾，醫療設備齊全，食宿條件優越，地下地上🧖🏼♂️，幾乎看不到差別☝🏿，稱得上“備戰、備荒”的典範工程🎊。
然而，數年之後，這些地下工程和“忠館”一樣歸於沉寂，沒有人會想起我們的腳下，還有一條空空蕩蕩的地下長廊💆🏼♂️。
“學工”教育
還是在“文革”初期，毛主席發表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五七指示”🤘🏻，其中針對學生的論述稱：“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從那時起🦬，老師們不再“傳道、授業👟、解惑”❇️🛌🏻，學校也容納不下一張安穩的課桌了。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在我1970年參軍前的兩年中學期間🧑🏻🤝🧑🏻，從來沒有背過書包。
那年秋天🧑🏻🌾，我們在長春車站送走了第一批下鄉知識青年。回來的路上，我第一次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第一次為自己的前程感到憂慮🧑🏽🦰🤽🏻♂️。看來🧎🏻♀️，無論你在課堂上學到多少知識，今後只有下鄉一途，別無選擇🫠。
我們班原有40多名學生，到1969年初，十多名學生隨家長走了“五七道路”🐥。每天走進教室，只有二十幾名學生堅持上學，不過是為了在簽到簿上畫個圈。老師在講臺上應付差事，學生們圍著火爐開小差𓀝；到了下午🎇，一部分學生就自己放了假，剩下的學生寥寥無幾。人數最少時🚾，只有四五個“聽話”的學生在冰冷的教室裏搓手跺腳耗時間。
1969年春回大地🌍，逃學的同學們陸續回到課堂，他們不是回來學習書本知識的🦦，而是“兼學別樣”🧑🏻🏭，進行“學工”教育和勞動鍛煉的。
學校組織學生們以班為單位脫磚坯，燒出成品後👵🏿，供修築坑道和掩體所需。許多單位和學校都建起了磚窯，燒出的“黑心磚”（火候掌握不夠）隨處可見。我們班承擔6000塊磚坯的任務，這樣🙋🏻♀️，分到每個人頭就是200塊🚭，在班主任陳受誠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在操場占據一塊平地，從小南湖邊的坡地上挖來黃土，然後挑水和泥，脫坯晾曬，脫了3天🐠，還不到1000塊。就在大家精疲力竭的時候，一場大雨把磚坯澆個一塌糊塗。我不想和大家一起“磨洋工”，就領了200塊磚的任務回家去完成。那時，我家居住的居民樓是一棟偽滿建築📏，中間有一座閑置多年的禮堂，當年曾用來集會和舉辦舞會。我找來幾個小孩幫忙，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完成了200塊磚坯的任務🕡。一個星期後，我用手推車將磚坯送到了學校。班裏的脫坯任務🉑。前後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回想這件事情，我或許可以稱為“文革”時期“包產到戶”第一人了。
轉眼又是一個炎熱的夏季。我們開始到長春市內工廠“學工”勞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我們先後到長春市鋁製品廠、量具刃具廠、第一汽車製造廠、紡織廠、玻璃製品廠5️⃣、長影等6個單位從事勞動鍛煉。校工宣隊的劉師傅是量具刃具廠的老工人💅🏽，他曾安排我編寫《勞動戰報》、出黑板報📶，並對我說，勞動的現場，就是你們的課堂🚈，心裏要裝著“解放”全人類的“大數”，胸懷毛澤東思想的“大道理”🌱，頭腦中要無產階級“革命化”，這就是工人階級要教導你們的“數🫸🏿、理💆🏼♀️、化”🤵。[1]
在長春紡織廠勞動期間，我們在粗紗和細紗車間幹雜物活🫵。每天，我們把成堆斷線的紗管聚到一起🔭🤽♂️，任務是把纏繞在紗管上的廢線頭剝下來🌻，然後把紗管裝在很大的竹筐裏，送到機臺上。那紗管堆得像小山一樣🎤，在物理老師帶領下，我們十幾個分工剝紗管的同學圍坐在“小山”旁🕥，每天“挖山不止”𓀖，這“小山”雖然不高，並且不斷地被“挖平”，但是仍在不斷地增高🕳，似乎永無止境。幹了十來天🏑🧶，有的同學已經對這種枯燥的勞動工序產生了反感。他們開始去和女工們學接棉線🏄🏿♀️，有的去和極少的男青工學修理機器。戴著深度近視鏡的物理老師也顯出無精打采的樣子🧜🏻♀️，過一個女工🍘，他就抬起頭來，行“註目禮”。我們就看著一身“呆氣”的老師偷偷發笑🚵🏼。青年女工們一臉“傲氣”🫶🏿，對我們不屑一顧，因為她們是時代的“寵兒”😯🦨，充滿了工人階級的自豪感。而我們正面臨著前程未蔔的窘境，對青工們充滿羨慕之情。
每天，母親早早起來為我做飯，裝上滿滿一飯盒高粱米飯，和一飯盒漂著幾點油腥的燉菜，這是我學工勞動期間的午飯。走在路上，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我也是一個穿著粗布夾克式藍工作服的“準工人”了🕗，盡管我的“工齡”只有短短的幾個月。
玻璃製品廠主要生產保溫瓶內膽，加熱後的玻璃原料變成金黃色的晶體🙆♂️🧌，軟軟地如同一塊老皮糖🤞🏽，吹泡車間的工人們能熟練地將它吹成各種形狀。在焊接車間👳🏼♂️，工人們將內膽和外膽焊接起來🏃♂️，切割掉多余的瓶口。這道工序有一定的危險🤐，在切割瓶口過程中，灼熱的碎玻璃經常迸到臉上👩🏿🔧，工人們都配發了眼鏡✫，以防止碎玻璃迸進眼睛。而我們則沒有這個待遇。因此🐓，我在焊接車間勞動時，經常被碎玻璃灼傷🥦，每天都在提心吊膽，擔心碎玻璃迸到眼睛裏📎。
所有工序都是流水作業🕒，通過長長的傳送帶，將全廠的勞動分工組合到一起🐯。我幹得最久的一項工作，是將半成品的保溫瓶內膽🧑🏼🎄👩⚖️，從一條傳送帶轉換到另一條傳送帶上。源源不斷的瓶膽，像淌出的小河，我必須準確而熟練地把它們抓起來，然後迅速地放到另一條傳送帶上🍎，如同機器人一般。稍一遲緩🦻，瓶膽就掉到地上摔個粉碎。換句話說，這道工序是一刻也不能離開人的👨🏼🏭。
我每天坐在板凳上，機械地重復著永遠不變的動作，任憑身邊嘈雜的機器聲匯成一片交響樂，心情茫然 得像一團亂蓬蓬的野草，無非是一天一天地耗時間，整天地胡思亂想。有時也為這些終日勞作⇢👨🏼⚕️、掙一點有限的工資養家糊口的工人們嘆息：這些工人師傅🧺，真是太辛苦了⬇️。時間一久🌵，我有了一個發現，傳送帶上有一處用鉚釘固定的接口☪️👩🍳，它轉動一圈剛好一時，這樣計算時間，只要它轉動4圈🧍，就到了午休時間。於是，我每天就在心裏數著盼著那接口出現的時刻，它給我帶來的枯燥、無奈、勞累和欣喜，是別人難以體會到的。
這個時期，學生們變得越來越不安分，每天成幫結夥地在一處嘻笑打鬧，有的混跡於社會閑散人員之中𓀌，唱“黃色歌曲”（被官方禁止傳唱的電影插曲等），聚眾鬥毆👏🏽。一個一個的政治運動🧏，非但沒有使學生們受到教育和約束，反而使這種無政府狀態迅速蔓延⚉𓀂，理想、前途🏊♀️、命運，似乎都不是我們所能考慮和把握的事情了。
這一點，工宣隊的劉師傅深感憂慮，他曾多次和陳老師進行家訪，對學生們進行必要的“挽救”，以免更多的學生走“下坡路”🍯。當他見到我常在東北人大校園的樹林裏，和一群青年舞槍弄棒，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不叫我和那些社會青年交往，把我當成了“挽救”對象。
這一時期，城市裏的初高中和大學畢業生已超過5屆，它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不是學校和軍💃🏽、工宣隊能夠解決的🥏，對我們這些處在動蕩年代的學生們來說，工人師傅們的“說教”🛹，已經不起任何作用👮🏻♂️，沒有絲毫的約束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