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教育史奇跡：文化的偉大長征

一個中國教育史奇跡：文化的偉大長征

作者：楊雪梅

　　1938年4月，初春的落日時分，由11位教師和284位學生組成的“湘黔滇步行團”經過68天🙋🏽‍♂️、1300多公裏的長途跋涉✊🏿，終於看到了碧波蕩漾的五百裏滇池，看到了先期到達的西南聯合大學的師生🈂️。

　　這次步行後來被稱為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在這一路的顛沛流離中，師生們接觸到以前在書齋中無法想象的中國現實，也對少數民族古老的民風民俗有了近距離的接觸👇🥅，從而獲益終生。聞一多先生是步行團裏年齡最大的一位。他說：“火車我坐過了👩🏼🚏，輪船我也坐過了，但對於中國的認識其實很膚淺☂️。今天我要用我的腳板，去撫摸祖先經歷的滄桑🕧。國難當頭👨🏿‍⚖️，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了。”也正是在這一路，聞一多發現，中國雖然很窮，但民族的希望就在這塊土地上，這發現改變了他的一生↖️，使他由一個學者最終變成了戰士。

　　任繼愈也是步行團的一分子⬆️，作為學生的他本來興趣在於西方哲學史，但"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了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他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系👨🏽‍🦲。最後他決定窮極一生⚒，去探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在這支隊伍中👩🏽‍🦳，還有當時南開大學哲學教育系三年級的學生、後來成為我國著名心理學家的劉兆吉，當旅行團68天的旅行結束時，劉兆吉共采集到湘西、黔東🎐、滇南各民族的民歌、民謠2000余首，後篩選700余首匯編成《西南采風錄》2️⃣👦🏿，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些詩歌，記錄了當時湘黔滇地區民眾的真實生活狀態，被當時西南聯大師生譽為"現代的詩三百"。劉兆吉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講，老師們常講"有價值的詩歌，不一定在書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裏，希望大家到民間去找"💇🏻‍♂️。他果然在民間找到了寶貝🚈。

　　在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萬千人民流離失所，萬千人民的理想與夢破滅，萬千種歡樂與悲傷交替。據統計，當時遷移在路上的有3000萬難民👷‍♂️，這其中有55%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中國90％的大學受到了日軍嚴重的轟炸、焚燒和摧毀☕️，約106所高校被迫遷移🍨🛐，搬遷次數達300多次㊗️。正如南開的校長張伯苓在南開被炸後所言：“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在共同的災難面前，萬千師生繼續辦學、教學👩🏻‍💼、求學👼🏻，同時將文化的種子散播到窮鄉僻壤，產生出更多的力量🍝🔎，產生出新的文化🙍🏽‍♂️。

　　到後方去成為他們堅定的選擇。

　　1937年深秋🕚。在北京西城的一座小院裏，著名教授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生命垂危🧖🏽‍♂️🙆🏼‍♀️。陳家乃名門旺族，其祖父陳寶琛👏🏿，戊戌變法時為湖南巡撫，因支持戊戌變法，後被革職，是個愛國者🖕💂🏽‍♀️。陳三立是清末著名的詩人，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堅持不肯離京，有記載說他絕食而死⛹🏻🏃🏻，拒不當亡國奴👨🏻‍🦽🥷。陳寅恪亦以在淪陷區教書✋🏻、任職為恥，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悄然離開京城。雖然當時他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仍攜全家在漫長的八年間輾轉逃難。在長途跋涉中珍藏的書籍時有丟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復存在🥪，可謂痛心疾首，雙目遂相繼失明。

　　北平失陷時🤽🏿‍♀️，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正在山西野外考古🧘🏻‍♂️。沒有任何的猶豫，他們只拿了三個鋪蓋卷，兩三個手提箱，就離開了兩個人心目中最摯愛✋🏿、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北京城，離開那個被很多人無數次描寫過的"太太的客廳"和充滿了溫馨記憶的家，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西遷之路。

　　1936年夏，華羅庚作為訪問學者到英國劍橋大學工作兩年🎮。抗日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英國，他立即風塵仆仆地回到祖國👯‍♀️。隨著清華大學他遷移到昆明📈，一家七口人住在兩間小廂樓裏，吃飯、睡覺、讀書、做研究工作都在這兩間小房子裏👶🏻。白天，他拖著病腿到西南聯合大學講課，掙點微薄的薪水養活全家；晚上在如豆般的小油燈下埋頭鉆研數學。

　　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陳省身。1937年戰爭爆發時，正是他獲得數學博士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執教於西南聯大。在戰火紛飛的土地上，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數學精英。

　　秀麗的西子湖畔🧏🏼‍♂️，同樣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浙江大學被迫搬遷。竺可楨校長決定避開武漢、重慶等大城市，將學校搬至城鎮和農村🧍，為學生創造一個安寧的學習環境。正是在這次搬遷中，他的妻子與小兒子身染重病無藥可治死在路上，恩愛之家七去其二，竺可楨悲愴得呼天喊地，面容一夜之間變得枯槁憔悴。然而他將來自杭州西子湖畔的母子安葬在異地之後🤸‍♂️，繼續帶著浙江大學的師生遷移👩‍🦼。隨著戰爭的深入內地，他們經過三次的顛沛流離才找到安身之處🪝，那時離勝利和天亮已經不遠了👩🏼‍🔬👩🏽‍🎤。

　　戰時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即使是那些學富五車的知名教授、聲名遠播的科學家，生活也異常窘迫。窮教授拖家帶口🪆🖲，往往提著買菜的籃子去上課，課後自己回家燒飯👨🏿‍🍳。住在鄉下的教師，油燈點不起⛈，只好提早睡覺❗️。朱自清等教授只好忍痛賣掉自己心愛的書籍、碑帖。有的甚至擺地攤拍賣衣物換飯吃。著名的聞一多教授竟靠為人刻圖章的收入補貼家用。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在接受采訪時曾說，他的父輩們在最艱苦的時候也曾作過最壞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國破，則以身殉。”但他們相信只要學術研究不中斷，教育事業不中斷，文化傳承不中斷，中國就能以此為契機實現復興。

　　於是到抗戰勝利時，當時的大學已從1936年的108所發展到141所🧚🏻‍♂️，在校的學生從4萬人增加到8萬余人。他們不僅培養出大批抗戰和建設所需要的經濟、政治、文教、外交人才，而且奇跡般創造了一批中國現代文化史、學術史上的精品，延續了中國的千年文脈🚵🏼‍♀️，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同樣引起國際科學界的震驚。潘光旦教授寫出了"人才論"🦔、"中國社會思想史"兩部講稿，錢穆寫出了《國學大綱》、馮友蘭完成了“貞元六書"，華羅庚寫出了三部數學名著……

　　“讀書投筆，皆系興亡7️⃣。”西南聯合大學先後有800名學生奔赴戰場，遷移在李莊的同濟大學也有300多位知識青年投筆從戎，而留下來鉆研學問的學生們則是孜孜孜以求，不言勞瘁🧀。日後正是從這些學生中走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走出了“兩彈一星”的功勛🤸🏿‍♂️，走出了157位兩院院士。

　　於是原本偏遠落後的西南各地因為大學的遷移成為了新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戰爭的後期，昆明三十余所中學，幾乎都有聯大師生兼課。西南聯合大學雖然在雲南僅有短短的八年時間，但在昆明創辦了師範學院、師範學院附中等教育單位，西南聯大的教授同時也在這些學校兼職上課，傳道授業解惑，實現了為雲南培養優秀中學師資的任務。1946年秋，三校開始復員💁🏻🤹🏼‍♀️，昆明師範學院按計劃獨立誕生，成為雲南當時著名的學府🧚，師院附中後來也成為昆明市的著名中學🧑🏻‍🦱。

　　西南聯大匯集了三所大學的名師，他們大多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能在三尺講臺上，憑三寸不爛之舌把各種學問講得深入淺出，這為不同學科的學生吸取多方的營養提供了方便𓀐。於是文學系的老師講課，聞風前來聽課的除了本系的學生還有其他系所的學生以及校外人士，能容納約幾百人的大教室🦾，往往是坐無虛席，臨教室外走廊的窗戶都得打開👭，窗外也站滿了旁聽人眾或遲到沒有找到座位的選課生。師生們白天在茶館裏研習學問喝茶聊天時，當地百姓也總是洗耳恭聽。在這種文化大講堂中他們共同完成了文化的傳播。無人問津的窮鄉僻壤因之而春意盎然。

　　著名學者蔣百裏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道：“這一次抗戰爭最大的成果，是為社會，替理想與實際造了一條溝渠👩🏿‍🔬😳，是為個人🅱️，在純樸的慷與敏活的官能間造了一條橋梁🪓。前者之見於東北學生之南投，後者之見於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轟雷掣電地給予了將來負大任的人們一個動心忍性的大鍛煉📅。”

　　戰爭從來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決定戰爭的力量在於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經濟🧏🏿‍♂️、政治甚至是學術的多重較量。知識分子的戰場是一個值得追憶的特殊戰場🧛🏻，萬千學人用生命與熱血，佑護著薪火相傳的文化種子，積攢起砥勵鬥誌的文化力量🤷，保證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綿延不絕。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一次文化長征，家國的不幸和學人的無奈使這次旅行帶有一抹悲壯的色彩，但對於久囿書齋的師生們來講🧑🏼‍🤝‍🧑🏼，這又是一次接觸社會了解民意的絕佳機會，達到了"多習民情⬇️，考察風土，采集標本👃🏿🧝🏽‍♂️，鍛煉體魄"的目的👏🏿🧽，在傳播先進文化的同時亦汲取了更為活潑更為多元的文化因子。

　　今天雖然大環境不同了，但廣大的農村、遙遠的山區、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依然需要我們去認知🛌🏻👩‍❤️‍👨，中國的國情依然和課本上書齋中的描寫相去甚遠🦈，"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依然是我們獲得真知的最好途徑🧑🏼‍✈️，和腳下的土地貼得再近些再近些我們才會擁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在更為厚重的舞臺上認識和實現自我的價值。

發布者: 陶桃發布日期: 2007-03-05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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