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雲飛
胡適先生因倡導文學革命，年輕即“暴得大名”，識與不識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適之”作為向人炫耀的資本、攀附主流社會的名刺🍛；眾人追慕影從，必然給人好邀眾譽之嫌🏋🏻，於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便暗藏著許多人的“婉而多諷”，這與“暴得大名”聯袂糾結起來向胡適暗示老成耆宿們的不滿⛰🦒。博學敏慧的胡適👦，自然不費力就能看出這是響鼓未用重錘。“暴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適作為評騭北大喜稗販新潮的斷語，同樣他在1923年6月《一師毒案感言》中說社會對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責備也就愈嚴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來🤙，受的責備比常人更多更大。”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必須付出的社會學意義上的代價和經濟學意義上的成本。簡言之，“率性”的胡適是可愛可親而文學的胡適🥅，“做聖”的胡適是中規中矩而教育的胡適，二者如影隨形，互為表裏⚫️，兩相交匯，成就了一個言人人殊的胡適🈚️。順帶而言💇🏿♂️，50年代海峽兩岸尤其是大陸知識分子猛烈炮轟他，固有專製高壓的現實、可悲可恥之士風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種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紛起，眾聲喧嘩，大多“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章太炎語），而胡適卻能維持其較長的“社會領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於物的過人本領外🆎，恐怕與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國教育界發揮的特殊影響有關。
一
胡適關註教育之早，足以證其天才早慧🛌🏽。17歲在中國公學讀書時💁🏼♂️🙍🏻♂️，他主編的《競業旬報》的第一宗旨便是“振興教育”，比如他在《競業旬報》第26期撰文抨擊中國家庭教育的黴腐不可靠，其要點內核置諸現代🏊♀️，仍不失為先鋒的吼號👨🏽🔬👩🏽🦱，“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廣開女學堂”，因為“這女學堂便是製造好母親的大製造廠”🤾🏼♀️。後來他進一步申引其見地🫗，撰《大學開女禁的問題》一文👋🏻，從更深廣的社會意義來續其說𓀝🪗。尤其是他留美時所寫的《非留學篇》，應算是中國現代留學教育的重要文獻🧜🏻。
留學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一環𓀏，是最終開創自家的新文明🚫，以便與國際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國的現代化需求，非主動自變，而是被動開門。他人的擾攘🚑、別國的侵略與我們落後挨打的現實👩🏿🎤，使得我們在開門時👨🏻🎤🫓，有一種屈辱扭曲的心態✉️🩲，此種矛盾，此種變態，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爾曾說，世上有兩件事最難👩🏽🦳：愛一個自己不愛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墻。而像義和團那種“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墻”的可笑的壯烈，胡適這樣的天才先進👩🦱，自是雖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強盜猛捶我們的門🐚，我們便不得不開，開了過後，便要尋思與他較量乃至合作👨🚒，謀得自己的利益。但這種過程對慣於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國民，自是難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胡適也不免✉️🙋🏿♀️。因此他激憤地說：“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揆諸彼時的實情，面對國家的衰變，胡適的呐喊實在有非常之道理🧑🧒🧒。現今看來，留學之去向，固然多半還是由貧國向強國去學🚖，但究留學之內涵中，實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學習的成分，不足以“大恥”來聳人🧑🏻🦯➡️。但胡適強調留學不是最終目的，只是開創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僅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促使我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盡快完善起來，否則留學歸來會最終無所依憑，留學的意義也就喪失了🧿。“今若專恃留學，而無國內大學以輔之，而留學而歸者💂🏼，僅可為衣食利祿之謀，而無傳授之地，又無地可為繼續研究高等學業之計，雖則年年遣派留學，至於百年千年來於國內文明無補也👩🏼🔧，終無與他國教育文明並駕齊驅之一日耳。”
胡適這話⌨️，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們現今鼓勵留學生來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學子歸國，但實際效果卻並不理想👨🏼🚒。雖有可“傳授之地”，但教育體製並不好🧑🏻🦲，難以發揮更大的傳授之效，個人價值得不到較好的實現；雖可“繼續研究高等學業”，但研究條件與水平，自是與國外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國內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際因素使人擾攘不堪。當然更主要的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主義教育觀在文明步伐較快的地區日趨式微。當然，與祖國連接的臍帶始終是無法割斷的，何況海外學子為祖國所作的貢獻，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抹殺的。復次🤱🏿，胡適論及留學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實業而輕文科，三曰不講求祖國之文字學術🪲。一、三兩點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轉，可暫時擱置勿論，單說重實業而輕文科。重實業而輕文科🧎♀️，今日留學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為例🧖🏿♀️，實比胡適當時所言之事實更甚。“我國向五大洲32個國家派出留學人員1750人💊，其中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的1445人👨🏽⚖️，占826%，學習和研究外國語言的282人，占161%，學習和研究社會科學的23人🚜，占13%🫁。”事實上，去外國留學的這種技術至上的思想，實是沉溺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執迷不悟💁🏼♀️，也是實業救國過頭的及時反應🤸🏼🧑🏽⚕️；更是我們自己過分強調技術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專才教育的結果。固然，沒有實業的發展🏌️♂️，沒有經濟的騰飛，國不強🈳，民不富，要說國家之變革，有點近乎癡人說夢🫐，且市場經濟的發展哪怕還不完善🩺，但的確包蘊著一點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經濟發展了💆🏼♀️，就自然帶來社會文明的全面進步和改革嗎👨🏻🔧？恐怕只有實足的妄人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們應該深知，習一先進之國的文明，非學該國積澱甚久的精神內涵不可，尤其是該國在製度方面的創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劑🦌，這一切都必須是習人文科學的人來實現👩🏽⚕️。
胡適對念茲在茲的中國留學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著實的建設，細致的主意，他認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針，在於為吾國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們要想努力創造一個新文明，胡適的言論當有指路之功。
二
國家既處衰變之期，民眾亦處頹唐之時，外侮日重🧻，內亂頻仍🧑🏼⚕️，國之不保🧚🏿♂️，民之將墮👨🎨，使有識之士🤶🏽，心有不甘𓀐，奮身躍起。像面對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醫手齊聚，於是各種方略紛紛出籠🐎，胡適未必不知狂傲的龔自珍憤然後的謙虛：“何敢自矜醫國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見死不救，何況國之將傾，在實用主義教育大師杜威那裏得來的訓練，配以胡適好名“做聖”的心態🤳🏽，於是他便以教育救國為己任。
先不妨切實地說，如果我們稍微放了眼光大膽去看，“教育救國論”🥟、“實業救國論”🌗、“科學救國論”等方略都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應急措施🚣🍐。這也是不發達國家在“被動”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緊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復，非動大手術，即最終邁向真正民主自由的製度不可🤞🏼，舍此別無他途👭。胡適的確是希望國民過上好日子🪩🪹，後來又與人獻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們這個慣弄權術🎂，以玩人為要務的國度，除了可堪尊敬的書生之誠，實無它用。而胡適作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中堅，之所以不能在國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復雜，誠非三兩句話能一網打盡。這可能與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樣，分析計劃經濟將“通往奴役之路”👨🍼，從而將自由主義建立在經濟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關，使其自由主義成了只與別的主義不同的另一個烏托邦，而他又不具備另外的烏托邦所具有的強烈的煽惑功能。國家多難，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藥者多🥏，希藉此而一勞永逸，但猛藥的副作用是，療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夾帶而入，或許最終轉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術🤲🏽。而胡適用的是調和之中藥4️⃣🚶🏻♂️➡️，藥力雖有🙅♀️🏂🏽，且無副作用，但有幾人能有這樣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療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不能去煽惑民眾起來鬥爭，自然就不能順應眼下民情🙌🏻，又要去“做聖”，更多的時候需要的是背時，而教育救國便是其背時的一個體現。胡適面對當時政府的腐敗💁🏿，國家內外夾擊的困難，他走的是溫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無能，但又不同意學生因此罷課而荒廢學業。他多次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演講🏂🏽，呼籲學生不要以罷課來作為革命的響箭，因此他認為“救國必須從自己下手”，而學生自救的方略則是“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並引用易蔔生的話說，就是要自鑄成器🧝🏻，國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認為法國生物學家巴
斯德和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就是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顯例。胡適這些話對那些熱衷革命的人來說，當然是冷水澆頭👮🏼♂️。我們理解那些下猛藥的人，但猛藥的副作用，卻沒有人來管，則是不好的，只有等幾十年後像韋君宜這樣的學生老革命💠，來寫《思痛錄》以反躬自省。而胡適的觀點素來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證明的喜歡革命的人，罵得狗血噴頭，包括一些借此吃飯的研究者，至今這種論調仍可謂甚囂塵上🛃。倘使革命成功後，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會說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們有嗎？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換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腦袋，我想沒有人敢或者願跟他們打賭，胡適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們都知道👮🏼，教育是人類文明和經驗的傳遞工具，並且自身負有對社會前進的必不可少的創造性🫸🏻，教育作為文化傳承方式來講🙈，有其延續性和滯後性🧎♀️➡️，因為教育總是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當今世界風行終身教育，但終身教育卻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學校教育的基礎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無論教育怎麽發展，總是有其難以超越的階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階段學什麽🤿，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規定👩🏿💻🧎，這說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階段輟學或失學，其損失是難以彌補的。胡適的話與幹革命的人，應該說兩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適的道理從文化繼承層面上來講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則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比如🗜📗，唐詩它既屬於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義則就是屬於唐朝♻，因為它不可能影響當今政局，至多作為歷史的一個研究對象而已🫲🏻。也就是說教育有不囿一黨一派的超越性，這在民主國家尤為明顯，你不能說美國現在的教育是民主黨（克林頓）的教育，而前幾年則是共和黨（布什）的教育。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教育救國不是一黨一派的事🧑🏽🦱，而是千秋萬代的基業。
胡適強調教育救國應從自身做起，明確個體的權利🧗🏼♂️👨🏿🦱，然後再履行自己的責任——救國🔇，這是明智的選擇，沒有個體的進步，整體的進步就是一句空話。經濟學家茅於軾有個很妙的👨🏻🔧、說明個體與集體關系的比喻：集體無饑餓，只有個體才會饑餓💋；集體沒有痛癢，只有個體才有痛癢。意思是說，我們應該首先關註自己的痛癢，然後再及其他。這說明個體的利益與權利應受到保護，才是社會得以向前發展的原動力。如果教育不從個體選擇及其利益作為基本出發點，那麽“教育救國”完全以集體和國家利益相號召🌹，國家主義教育就會像一柄雙刃劍，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會形成二戰前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教育，以服從國家利益為最高旨歸，剝奪受教育者自身選擇的權利和自由，受害者終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適 “教育救國論”的根基建立在個人利益之上，與其堅持自由主義的政治和哲學理念有關🧑🏽🏭👨🏼💻，由此，至少在理論上可避免統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話語霸權🏌🏽♀️，來實行教育上的獨裁🤌🏿。
三
如果說文學改革使胡適“暴得大名”，那麽對傳統國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適在教育文化界的影響垂諸久遠。因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學改革更為廣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說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學改革之前，留學美國的胡適便參照西方現代文法，來實施對我國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說是國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覺者，他用淺近文言撰寫《吾我篇》🧙🏽、《爾汝篇》♦️、《詩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後這篇文章裏說：“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統系之文法，則事倍功半，自可斷言🤵🏿♀️✥。”接著他又在1915年寫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得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斷論，文言是一種半死的語言🎎，白話是活的語言，相應的，文言文是一種半死的文字♕，白話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決的便是→，舊式標點中只有一個句號和一個逗號，所造成的對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胡適便與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同等人一起參考西文的標點符號🩲，而製定出我國新式標點十二種的議案，並在1920年頒行全國。其對文化教育普及的影響之深巨🏋🏻♀️，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胡適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偉。他單刀直入地指出舊式標點符號的弊病有三：一為“常人不能‘斷句’，書報便都成無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為“意思有時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誤解”；其三為“沒有標點符號，決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標點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礎🚆，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國語的文學”的先聲。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陳規👩🏻🦼➡️，實施白話文之普及🕯，由於難以找到一個“國語統一”的標準，就必須建立一個簡便易行的仿效規則🤷。胡適以一個文學家的敏銳眼光👉🏽，看出了“國語的文學”必須建立在“文學的國語”基礎之上，“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後來他再談中學畢業生的國文水準時👨🏼🏭，覺得對古文要求過高，降低了學古文的標準。
胡適所談的中學國文教育裏，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著對學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們作為人的尊重，對今日中學語文教育仍有相當針對性的有兩點：其一是特別強調實踐的機會🧘🏻♀️，因此後兩年安排“演說”與“辯論”🐰，在他看來🐇，能演說與辯論的人，沒有國文不好的🙏🏽🧜🏽♂️，沒有不會做國語文的。其二🎽🧚🏻♂️，他主張從古小說裏理解古文，而不是從幹癟癟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讀本》☮️，這是實踐他“文學的國語”的見解👮🏼♀️，因此他倡導用“看書”代替“講讀”。而我們現今的中學語文教育之不堪，簡直到了要讓人發瘋的地步𓀛，語文教學之僵死呆板仿佛《聊齋》裏的關於鬼的故事🤒，實在讓人恐怖；考試答題之繁瑣無趣☠️，沒有一點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標準的考試機器，真可用殘酷二字來形容。從《北京文學》到《滇池》的“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無一不是民情洶洶的討伐之聲🤷🏿♀️🖊，於此可觀中學語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們教育界的一些老爺們只管省事🥤，哪管要給學生帶來一點可憐的樂趣，與胡適倡導的“活的”中學語文教育相去何止千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