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王陽明先生何以這樣說？作者通過陽明先生一生的經歷來為我們解說陽明先生的臨終遺言👨🏼🎤。
這句話既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個人生故事👩🏽🍼。陽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國沒有方向的輿論場中，他的身世和清譽卻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經高達浪尖潮頭，也被人置於水底泥沙。
明史學者胡丹的這篇文章，或許能夠幫助我們讀懂陽明先生、讀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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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歲的王陽明在兩廣總督軍務時，舊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劇💁🏼。他有很不好的預感，於是在上疏“請告”（請求離職）後，不待“廷報”👇，就自作主張🧗♀️，坐船自梧州經廣東韶🧑💼、雄北行。打算一邊等待朝廷批準🧗🏻♀️，一邊往家趕🦪。當他離粵時🖊，門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變，專門為老師備了副棺材🤵🏻♂️，隨在舟後。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嶺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積聞師至🚨，前來拜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謂“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由於病勢驟劇，陽明在南安一停五日👸🏻，無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時，召周積入舟，已不能語。久之👩🚒，開目視之說：“吾去矣。”
積泣下，問：“先生有何遺言？”
陽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頃之🧚🏻♂️👳♂️，瞑目而逝。（《陽明先生年譜》）
上面這段記載十分感人🔪。陽明自知不起，召門人來見，當是有所交待，不料話到嘴邊，卻不禁自笑（“微哂”）， 一個字都不想說了，唯帶著一顆光明開悟的心離去。
講學家似不當不言🧑🏿🎓。然陽明臨終，因何欲言又止👩🏻🔬？“微哂”之意何在？他生命最後時刻的這一幕🐦，十分關鍵，但歷來講解者多不得要領。本文且就著“言”與“不言”的引子👬，從陽明後半生深溺“言不信之地”的境遇‼️，對他的臨終遺言作出分析。
一
臨終前👩🏻🏫👷，陽明可能已預知到身後將發生什麽👱♂️。微微一哂，其實是無聲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獲起用前🛹，陽明在家賦閑已達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來🔎，不斷有朝臣推薦他🤚，有薦他入閣的，有薦他總督三邊、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準。這次命他往征粵西🚢，也是事出無奈。蓋因思恩🦁、田州迭遭土官之亂🚵🏻♀️🤷♂️，朝廷調集四省官軍圍剿，終是師老無功。這才從大學士張璁⁉️、桂萼之薦，準他出山，去西南幾千裏外料理這件棘手的煩難事🤾🏼。
陽明深知皇帝對他有成見🕌，但可能不知道成見的症結何在。他與那位二十出頭的年輕皇帝，一次都沒見過，如何讓紫禁城裏的最高統治者心生厭憎的呢🤵🏼？
過去幾年，時局紛擾🪴，為了由外藩入繼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號問題🌎，吵得天翻地覆。在這場名為“大禮議”的政爭浪潮中👨🏻🍼，原首輔大學士楊廷和下臺，保守派閣部大員或貶或逐🤽🏻♂️，而皇帝的支持者、被稱為“議禮新貴”的張璁、桂萼輩強勢入閣，“贊禮派”紛紛躍居高位🙋🏻。
參與大禮議的活躍人物🦿🧤，多有陽明的門人和好友🤟🏽，他們對大禮的態度🙋🏻♂️，並不一致⛅️。如好友席書💆🏿♂️、霍韜與門人方獻夫、黃綰、黃宗明等◾️，“以議禮得幸”。為此翰林院編修王思公開宣稱，“羞與同門方獻夫為伍”；鄒守益🥹🦹♀️、王時柯等門人還參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順門哭諫事件🤞，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過，被活活打死！
當朝臣因為議禮而分裂時，在越中大開講席、聲望日隆的“王夫子”，卻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態度——大臣霍韜、席書🍗、黃宗賢◻️、宗明等“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當時贊禮派遭到激烈的反對🛼，處境艱難，急需理論支持。陽明不言，他們從宋儒歐陽修那裏找到了依據。當“大禮”塵埃落定後，歐陽氏乃被抬入孔廟陪祭，得到當世的巨大報償。不妨設想，假若陽明趁時而鳴🪬，公開發表贊禮意見，力挺急於當孝子的皇帝👸🏼，他將得到什麽？反過來再想，他講學名氣那麽大🫶，卻在大家爭得不亦樂乎時👱♂️，一言不發，又會給皇帝留下怎樣的印象😫？
陽明受命起復後，在給霍韜的信中，針對他“不言”的質疑回應說：“往歲承你以《大禮議》一文見示🤏🏻，那時我方在守喪，心中雖然贊同卻不便奉復。既而席書也有信來，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離去🙆🏼♀️。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認同其說，只是認為👨🏿🏭，其時典禮已成，當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如姑且相與講明於下，等信從者多了🙇🏿♂️，再緩圖之🥷🏼❤️。”
霍、席皆為贊禮健將，也是陽明好友。從陽明復書可見，他對前者是持同情態度的。他不發聲的原因，除了典禮已成，再言徒益紛爭🔐，還因“議論既興，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
陽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兩派所爭，明為倫理🦞，實為權利。他的表態將無濟於“明理”🤹🏼，只會幫助一派人擊敗另一派人🧛♀️👆🏼，而無論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將受到傷害。他希望大禮之爭，能“委曲調停🏏，漸求挽復”，而不至決裂🎓，朝政大壞👨👨👦。
在權勢之爭中，理常輸於勢，對此陽明有切身之痛，作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二
陽明不是生來就老成能忍之人，即便在壯年，經歷了三年“龍場之謫”的磨難，依然不失豪爽之氣👨🏻🌾，有話輒說♘，有屈即辯，這是他的本性。
在好友陸深為他父親王華所寫的《海日先生行狀》裏，記了這樣一件事🎻：陽明得罪大太監劉瑾遭杖謫後，王華也因不肯向劉瑾屈服諂媚，被勒令致仕。這時，有人拿王華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古人稱同科中舉者為同年）🍽，對他加以誣毀💀🙎🏻♀️。人們勸王華上疏自白，他卻不然：“此事因我同年而起，我若辯白💁🏿，是訐我友矣。謠言焉能汙我哉？”竟不自辯。陽明復官回京後，聽說了這件事⭕️🤽♀️，很替老父不平，便要具本奏辯。王華忙馳書製止他，說：“你以為那是我平生大恥嗎？我本無可恥，你卻無故攻發我好友的陰私➞🫁，反為我求來一大恥。”他還批評兒子說：“別人都說你的智慧過於我，我還真不信呢！”
此事詳情已不可知🧙🏿♂️，但陽明既急於替父澄清，則定是關系到王華聲譽的大事。可是因為牽涉到同年好友🐶，王華不願令旁人蒙羞🪪，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態度😸。
那時陽明年近不惑，且在貴州講學，已揭出“知行合一”之旨✌🏼，開始獲得較大的反響。可在這件事上🤦🏿♀️，還是不如其父開霽大度。心知不平，便要鳴🌞，道理不明，便要辯；鳴與辯，即是行。從其盛年激揚💃🏻👗，到臨終縱負萬千枉屈🧎🏻，亦一言不辯，唯以光明開示後人，連接這兩頭的，正是他十幾年的入世與修行。在這個過程中，陽明深感“居言不信之地”的痛苦。
三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夏🤦🏻♀️，王陽明首樹義幟，平定江西寧王之亂，一舉成天下大名。
寧王朱宸濠早有不臣之心，兩年前陽明奉敕督兵南贛🤞🏻，按照兵部尚書王瓊的用意，就是布設在寧王背後的一柄利劍🏂🏿🕖。果然，當寧王於南昌驟叛後，陽明從上遊發兵，只用了四十多天🥰，就生擒叛王🍩，平定了明代中期的一場大亂。
可是平亂之後🛺，功賞不行，“讒言朋興”，立大功者反而“幾陷不測”。朝廷派來的太監張忠👍🏿、大將許泰😒，對陽明百計構陷，甚至誣陷他與寧王“交通”（勾結之意）在先🧎➡️，後乃趁一時之變🤵🏽，權衡兩端🤏🏻👴，僥幸成事🧑🏽。
為了挖出陽明“通濠”的黑材料，他們把陽明門人冀元亨抓起來，嚴刑拷打🍨。一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成為陽明一生最為驚險的一段時期。
直到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繼位，權奸下獄論死，冀元亨才獲釋出獄☂️，但他脫難僅僅五日🦄，就因傷重去世。
一年多來，陽明承受著“通濠”的汙名👰🏿，這比他父親所遭受的誤解不啻百倍，他卻連自辯的機會都沒有。然而“委屈”適成他學問精進的最大動力♗，正是在這一年，陽明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對此他深有感觸地說：“自經（朱）宸濠⚃、（張）忠🦸🏼♂️、（許）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往歲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
在正德晚年那個黑暗時代，奸佞當道，是非莫明，陽明陷溺於言而不信之地👣🌮，只好痛自隱忍💯，不敢自明。如今新君繼統，新政肇始，張、許等冒功濫賞之徒被處理👨👧👦，陽明“平宸濠之亂”的首功也得到追敘，京裏還傳來消息，說新君有意召他上京🙃，將有重用。
陽明雖有良知可恃，此時益難以“忘患難”了🚵🏻♀️，他還是忍不住要“言”，於是寫揭帖遍遞六部及都察院👭™️，為蒙難的門人“伸理”鳴冤🛀，說到底也是為自己的潑天之冤辯白——他雖然得到“新建伯”的封爵，但對“通濠”之誣，朝廷還沒有正式為他平反。
可是由於首輔楊廷和與尚書王瓊關系惡劣，而陽明是王瓊重用之人👩🏽🚒，為此遭到楊的嫌忌；“大臣亦多忌其功”👴。為阻止陽明來京🧑🏻🦽，當道者借口“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僅改授他為南京兵部尚書。而隨陽明“起義”的同事諸臣，卻在楊廷和主持的“考課大典”中，被以各種理由加以黜革，昔日大忠大節及其功次一概刪削不問。
陽明“痛心刻骨，日夜冤憤不能自已”，他連上幾疏，希望“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他甚至還非常“不明智”地替已經削職為民👩🦯➡️、發配甘肅的罪臣王瓊爭。這是陽明一生最後一次“大鳴大放”🙇🏻♂️。
他這麽做，深深得罪了以楊廷和為首的“當道”之人，使他在新朝依然不改“言不信”的困境。他的爭辯，無人理睬。陽明大失所望🔏，心灰意冷，遂借父喪（王華於嘉靖元年二月病故）🟣，掛冠歸越。他走了，伯爵之封也成了一紙空文👩❤️👩📈，應授的鐵券和祿米都沒給他。
四
三年後，陽明守製（守父母之喪）期滿，例應起復為官；而楊廷和此前已因在大禮議中與皇帝意見相左而遭罷相去位。可是對廷臣的“交章論薦”，內廷仍然“不報”（指對奏疏不予理會）。已升任禮部尚書的席書氣憤地說：“今諸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他請皇帝召陽明入閣輔政，“無為忌者所抑”——席書所稱“忌者”，直指首輔費宏👩🏼🦰💅🏻，他對陽明的推薦👩❤️💋👩，實際上暗含了伐異的私心。不久⚒，老臣費宏在贊禮派的嚴攻下踉蹌去位▪️。
其後幾年🕵🏽♂️，陽明安坐清涼的陽明洞裏講學，不以不能復出為失意。他對形勢看得太明白了，深悉贊禮派在大禮議中大獲全勝⚂，不是時局安定的開始，它將引發更大的權勢之爭，時勢未有寧息。
“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陽明在嘉靖六年給門人黃綰的信裏寫道，“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仇讎。”在信的末尾🧑💻，他慨嘆說：“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
盡管此時他已奉敕出山🦸🏿♂️，卻依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口吻🖋🛬，仿佛打定主意🦘，待功成即身退；在信裏，他還對江西功賞不明表達了耿耿於懷的態度，大約擔心此次南征，恐不免重蹈覆轍——沒想到竟被他不幸言中了🚵🏿♀️！
陽明於當年年底到桂，指揮部署🫂，迅速撫定思、田，並藉收服之眾🦽👩🏿🚒，乘勢進兵，將多年的賊巢八寨、斷藤峽一鼓蕩平，功成只在數月間🚷。
陽明的表現，怎麽說也是有聲有色，雖說因為病重🐖👨🔧，不待朝報就離職而去，可這點“任性”和他的勛勞比起來🤾♂️，似應諒解；何況他剛出粵境就去世了，已證明他在請告疏中對自己病情的描述非虛，朝廷怎麽也該講點人情不是？
可是，當陽明病故的消息傳到北京☪️，嘉靖帝非但沒有惋惜，反而“令吏部會廷臣議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說是功罪一起議🦸🏼♂️，可從皇帝的態度來看🥒🍀，他要議的，主要是“罪”，不是功🧑🏻🌾。
據《明史》說，當斷藤峽捷書到京後，嘉靖帝就曾寫手詔給首輔楊一清等，指責王陽明奏功誇大，並論及其人品和學術，對他作出了近於全面否定的評價。史雲“一清等不知所對”♝。事實上，楊一清和他的前任費宏，都曾以陽明“好古冠服👏🏼，喜談新學”為由，反對召他入閣輔政。老派大臣在學術上對陽明的偏見🚴🏻，與皇帝並無二致；而贊禮新貴中🔡，也有要員對他心懷嫉恨🚼。
此事還有內幕🐅，黃綰在《陽明先生行狀》裏有詳細披露🧑🏿🚒。他說，要“害”陽明的🫛，主要是大學士桂萼。當陽明訃至北京時，桂萼故意將他亡故的消息按住🗽，卻拿他“擅離職役”做文章，指責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同時還“舊賬”重提，詆斥陽明昔日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會議”又稱廷議🧑🏽🎄，是明代集體議政的一種形式，參與者包括勛戚、內閣🧑🏼✈️、部院司寺大臣及科道官員🫣👷🏼♂️。）
起初一力推薦陽明的🧍👱🏼，是大學士張璁🦈，桂萼是被迫附議。兩廣捷音到京後，張璁“極口稱嘆”🏄🏼♀️，說“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馬上向皇帝推薦，要取陽明來“作輔”——也就是入閣之意👒。新貴桂萼和老臣楊一清都不高興👼🏿，於是嗾使錦衣衛指揮聶能遷誣奏陽明托黃綰送給張璁金銀百萬，才得以復出🥶。
此事內情十分復雜，還牽扯到張璁與楊一清的首輔之爭，故黃綰的回憶有其局限性。另一說稱，聶能遷因在大禮之後不得升職，怨望不平，遂囑人草疏，“論新建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尚書席書🌮，得見舉用，詞連詹事黃綰及大學士張璁”，張璁懷疑楊一清庇護聶能遷📴，遂彼此攻訐。
論陽明“功罪”的廷議，由桂萼主持👩❤️👨，在吏部舉行。所議之“罪”，包括“黨逆”寧王（這個罪名比“交通”更甚），在江西放縱軍士，屠戮無辜，私藏南昌府庫財寶🏃♀️➡️，以及新近在廣西恩威倒置、舉措失當等。最後只有講學成為唯一被“坐實”的罪狀。嘉靖帝隨即下旨🧽，停陽明之爵（新建伯由軍功封授🙍🏽♀️，例應世襲），同時頒布禁學之令，將王學斥為“偽學”🫂，禁止學習和傳授。
陽明縱是“不言”，縱然立功，都無法避免罹於黨禍！他在身後遭到了比生前更大的冤屈。當他指心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時📴🦃，難道不是已經預見及此了嗎？
在一個爭權奪利、是非混淆的時代🌏，任何辯解，都是多余的🐞。
五
當然👨🏼🎓，除了政治上的陷阱，人們對陽明的誤解，也實在太多了🪒。
好比他晚年提出“良知說”，成為其心學的根柢⚁，而實現良知的前提在“存敬”，用陽明的話說，就是“心不動”。可這位崇尚不動心的夫子，偏偏被許多人視作權謀家。
陽明幼年👩🏿🦱，有一個著名的“梟鳥治繼母”的故事👨🏿✈️。這個故事顯然是他的“擁躉”想象出來的，陽明本人絕不會認同此事“可為訓”。一次🏋🏽🛷，好友儲巏（號柴墟）派人送來一份《劉生墓誌》👊🏼，請他過目🖕🏽。陽明讀後，認為此文“縝密”，但提出“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理由是“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𓀚🍥。編造“治繼母”故事的多事者，肯定沒讀過這篇《答儲柴墟》，遂造出一個權謀天成，卻離陽明本心太遠的“異聞”。
與多數理學家不同🙎🏽♀️，陽明不僅有道德文章🏋️，他還有很大的事功。陽明是當世有名的兵家👽，人們常說“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長於用兵者，必知權變，這自然成為人們理解王學的一個角度。
古人說👩🏿🍼，“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然行兵必以詐，這與純儒的標準似乎嚴重對立🥇，對陽明“偽學”的指責也多半由此發軔🥜。可能是這個原因，陽明對自己的“兵事”極少提及🦡。據門人錢德洪說，他“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
錢曾請教：“用兵有術否😥？”陽明否認有術，他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陽明之意，竟是不動心就能帶兵？老師這樣解釋🫃🏿，學生自然信服🤵🏻♀️，於是有人得意起來，以為“可與行師”了。陽明問他為什麽💬，此生答：“我能不動心。”陽明道：“不動心可易言耶🚵🏽♀️！”此生自信地說🕺🏿：“我有不讓心動的法子。”陽明笑道：“此心當對敵時且要製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呢👸？”
言至此而竟！陽明到底還是沒講出“用兵無術”的道理，也沒有就用兵“發謀出慮”與“此心不動”的關系作出理論闡釋。言之不盡義，是陽明“語錄”中常見的現象🫅。
陽明用兵的情形，多見於報捷等疏文🧏🏼♂️💞，但遺漏甚多🌻，如“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反間即用詐，是兵家常事。錢德洪的理解是🫰🏽，“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為此他親赴江西，搜集《征宸濠反間遺事》，存錄了許多陽明用間使詐的案例。為使人了解老師“武功”的詳情🐲，錢德洪搜集了大量奏疏文移🧂，查對月日👩🏻🦼➡️，編次整理🫡，“而後五征始末具見”。
由於陽明治學，要在講席發揮，或私信討論，很少著書立說，加上他本人又有較多避諱，這都導致對其本人及學術理解的偏差。當時就有人指責陽明“學術不端💆♀️，聚眾禍亂”，後世更有人認為🚷，陽明學是一種“謀叛哲學”，即根因於此👨🏻✈️。
陽明作為“宸濠之亂”的平定者，卻始終難以擺脫“通濠黨逆”的指責▪️，這不是“忌妒”二字就足以解答的。
六
隨著越中講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王學聲名鵲起，同時非議與批評也多起來。
嘉靖元年（1522）十月，禮科給事中章僑上疏說：“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騖名者，靡然宗之……乞行天下痛為禁革。”
“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即指王陽明，這是第一次出現指王學為“異學”，要求予以禁革的聲音。
“近年士習多詭異💁🏼，文辭務艱險🧑🏻🌾，所傷治化不淺。”嘉靖帝在批復中肯定了章僑的觀點，並且要求，“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這實是王學被定為“偽學”的先聲🕡。
次年春，北京會試🧑🏿✧，策題以心學為問☂️，含有“陰以辟先生”之意🧙🏿。門人徐珊讀題後嘆道：“我怎能昧著良知以幸時好呢💆🏼♀️？”不答而出。但另幾位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在作答時發揮老師所教意旨，毫無忌諱，居然被錄取了✌🏼。這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𓀄，“識者”也只能理解為“進退有命”。其實，當聖旨作出王學“有誤正學”的批評後，發揮心學意旨的考卷仍能“漏網”中舉，說明朝廷禁令已無法阻止王學傳播了👩🏼🚀。而陽明遭忌愈深，與王學的迅猛傳播是密不可分的🚟。
錢德洪參加了這次會試，下第而歸👩🏽🦰，他向老師抱怨，“深恨時事之乖”🚼。陽明卻喜形於色地說：“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不解⏭🙌🏼，問：“時事如此，何見大明📉？”陽明說：“吾學豈得遍語天下讀書人？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當朝廷指斥王學為“叛道不經”🧚🏿，一些在朝為官的門人欲上疏奏辯👩💻，陽明製止他們說：“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這“昔人之教”，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導👳🏿♂️。從辯到無辯🤭，陽明對謗議的態度，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他“無辯止謗”的理由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
與辯相比，他更看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他才不在乎“偽學”的指責，反而更看重部分門人破冰登第，因為他們中榜後🦹🏻♀️，試卷將收入《會試錄》🤱🏿，成為天下士人的必讀書⛹🏼♀️，凡讀者皆受一番洗禮，這便是“默而成之”📥⚜️。他根據自身經驗體會到，設若學者處“言不信之地”，縱然千言萬語，於“今日之多口”，“可勝辯乎”？
晚年的陽明，對於“受謗”，愈趨於向內用功：與其與眾人辯✧，辯不勝辯👨🏽🍳，不如“反求諸己”➿，“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使學術愈為醇厚，最終達致“不言而信”之境🙆🏿。
一日，門人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談到近日謗議日熾，陽明說：“請各位談談其緣故😖。”有說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說先生學術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說天下從遊者眾⚀🐨，良莠不齊⇾，是以身謗🤷🏼♂️。最後陽明道🏃🏻♂️：“你們說的這三種情況都有，只是我心中所想🉐，你們還未談到。”眾人忙請教🧰，陽明說：“我在南京以前，尚有鄉願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陽明說他在正德十六年改官南京前🤰🏼😾，還有點媚時從俗的心理（即“鄉願”），生怕別人不理解🗓，不得世人之好，如今他卻只信真良知，依從良知行事🧚🏼♀️，對天下之謗，反不再介意了。這裏，陽明竟是以“狂者”自喻的🤛🏿。
“良知”，就是一顆光明的心🚣🏽；“只依良知行”，就是守住內心之光明。陽明如此說，既有一種兼濟天下的難為之意，同時態度裏又有了一分從容和安寧♨️，他相信他的良知與光明，終能使人理解信從，“亦復何言”呢？
然而，“狂者”堪足自守🫄，不為天下沸議所動🏏，但狂者為師，如何能成為天下榜樣呢？陽明還是說之不透🔶。
七
被後人譽為“真三不朽”的陽明😿，一生道路坎坷，他沒有神奇的魔法，也沒有登高一呼、萬眾雲集的魔力🪯。相反，在探索新學的道路上，遭遇了層層阻力，蒙受了太多的猜忌與冤屈，正像霍韜所說：“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這在明代士大夫中，真不多見💍👃🏻。
逆水行舟，風波不定，但陽明找到了壓艙之物，那就是王學最後的口號：“致良知。”
前引陽明在江西南安府所留遺言🎅🏽，見其門下弟子所編《年譜》🧺。黃綰所寫《陽明先生行狀》🧙，也記有他的臨終之言，與前者不同。行狀雲💅🏻：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臨終）❣️，家僮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ℹ️，為可恨耳！”遂逝。
對門人⏮，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對家僮🌺，他說“未能與吾黨共成（學問）”為可恨。這兩個遺言並不矛盾🐛。
陽明心學的根基，是良知，然而如何達致良知，需要一套完整而明確的論述與規範。然而🤾🏼♀️，讀後人輯錄的《王陽明全集》，內中關於如何進業的具體記載，卻非常之少👨🏻🔧，許多時候，只是對理想狀態的一種描述——比如前面提到的“心不動”。陽明是明代理學大師，更是心學發展的標誌性人物🚆，但平心而論，他主要是提出新問題❇️，然後給出答案🙇，但在問與答之間，尚缺乏縝密的論證過程（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通病）🍰。
好比他晚年提出“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的良知說，基於他對“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的切身感受，是從他備嘗艱辛痛苦的感悟中來🧑🏿🚒，具有強烈的個性，但如何將“良知”變作一種普適的理論工具👨🏼🎓，卻沒有現成的辦法。在大禮議之爭中，門人的分裂🆕，以及後世學者不得法，淪為所謂“王學末流”🦸🏽♂️，都是證明。陽明自嘆“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應是肺腑之感，他遺憾沒能把他的學術大廈建立起來。因此🐶，“不言”與“可恨”是相互補充的，兩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陽明最後的“學術影像”。
多年以前，陽明之父因為他急於辯駁😉，對他作出“不智”的評價；十余年來🤜🏻，陽明明知“身居言不信之地”，卻不得不亟亟而辯；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心突然靜了，不動了，對一切譏毀⏰🏌️，始取坦蕩不辯的態度。這是他個人修為之得法🏌🏿♀️。然而終其一生，陽明都沒能穩立於“言而有信”之地👩🏽🎓，在身後竟還遭到偽學的玷汙……
陽明的偉大理想💦，一定是用他的心燭，點燃世界的火炬，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裏🛅，保留一星火種（也就是他說的“此心光明”）🫲🏼。可是，在他彌留之際，留以示人的，仍然只是他自守的一片“光明”——這，正是他的所念與所恨處！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