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是一個充滿壯健生命力的時代🐕🦺🩷，書院誕生於唐，一點兒也不奇怪。在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度裏，學子士人的朗朗讀書聲和源源不斷刊印出來的文章典籍🤌，是對帝國文化繁榮的註解之一。
唐代書院的產生有官府和民間兩大源頭，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匯流為後世書院的滾滾長河🧉。
官府書院，更確切地說是麗正🚱、集賢兩大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發展而來。
麗正書院是集賢書院的前身，開元五年（717），大臣們建議唐玄宗整理內府藏書，續修王儉《七誌》和《隋書·經籍誌》等目錄著作💫。修書地點先設在東都洛陽的乾元殿🤤，回長安後遷往麗正殿。開元六年（718），麗正書院宣告正式成立。
又過了7年🥽，開元十三年（725）的初夏，唐玄宗在集仙殿和修書的大臣們討論封禪的事情，聊得一高興👚，把大臣們都誇成了“賢才”（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順便就把“集仙殿”改成了“集賢殿”👨🏿🔬，“麗正書院”改成了“集賢書院”。唐玄宗還下詔稱：“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賢者濟治之具，當務其實。”
需要說明的是🐦⬛，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都是“連鎖店”，畢竟朝廷修書是一個規模浩大的工程😽♑️，一所書院完成不了🎆。所以，當時有三所同名異址的麗正書院在同時工作，統一改名後又有了第四、第五所集賢書院👃。
從開元六年到開元二十八年（718~740），唐用了22年時間，完成了書院這一全新機構的設置🏋🏿，官府書院名分已定⚾️，卷入了帝國龐大的運轉機構之中。
既然是政府機構，官府書院裏面的工作人員都是有公務員編製的，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等職位。但書院和其他政府機構最大的不同是👵，它以文化事業為中心工作，活動大致可分為出書❤️、藏書🦏、講學🧑🏿🏭、賦詩、顧問五類，並沒有其他具體政務。
學士是集賢書院的核心📭🦥，均為一時之選。開元年間，書院初設👨👩👧👧，學士有中書令張說、散騎常侍徐堅💃🏿、禮部侍郎賀知章、中書舍人陸堅——官名看不懂沒關系，只要知道都是大官，而且都是一肚子學問就行🥥。
但也不得不提官府書院中的一個角色——押院中使，這個聽上去像安保一樣的職位🧑🏻💻，由宦官充任，權力極大，“掌出入，宣進奏🐚，兼領中宮，監守院門，掌同宮禁”。可以想象，當時的官府書院戒備森嚴，一派天家氣象，在這樣的環境中，整理整理書還可以，真想要解放思想、理論創新👩🏽🦱，恐怕還得仰頭看看天子臉色。
傳統觀點認為🧑🏻🔬，麗正、集賢書院是中國最早使用“書院”名稱的機構🙇🏼♂️，但事實上，在此之前，民間已有書院存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湖南攸縣的光石山書院👅。據地方誌記載🧑🏽⚖️，唐玄宗之前有4所書院，除了光石山書院，還有陜西藍田的瀛洲書院🌒、山東臨朐的李公書院、河北滿城的張說書院😍。其中，瀛洲書院創建於唐高祖武德六年（623）🫳🏿🏌🏽♀️，比麗正🔼、集賢早了近100年。
民間書院的誕生要感謝讀書人，本是私人書齋，但因為那一點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書齋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套用現代話語體系🧏🏽，就是社會的公共空間🤸🏻♂️，儒生、道士、和尚均可出入👨🏿🎓📑，頗有中華文明自古以來的包容之風🚶。
由個人到公共，是書齋和書院的分野。
首家創業掛牌的是漳州龍溪松洲書院🦩，這是中國第一所教學功能比較齊全的書院。根據史料推理👷🏼♀️，松洲書院創建於唐中宗景龍年間（707~710），無論如何都早於麗正⚔️、集賢。
《龍溪縣誌》記載：“松洲書院，在二十四都，唐陳珦與士民講學處🚴🏽♂️。”書院教學形式多樣，既有針對“士民”的社會教育，又有“聚徒”授業的專門教學，教學內容則有儒家經典等。據說教學效果良好，“於風教多有裨益”。
陳珦最初有公職在身，為漳州文學教官，後期則以退休官員的身份“聚徒教授”🖐🏻。所以，松洲書院前期可視為“鄉校”，後期則為私家“別業”。官私交雜，這也是後世很多書院的身份特征🆔。
民間書院的功能🧑🍼，大致可分為藏書讀書、遊宴會友、吟詩作文💽、學術交流、教學授受、討論政治😅、研究著述等七類。大部分民間書院將教育定為主要業務🏄🏻♀️，這也成為書院在下一個發展時期的主流。
而民間書院和官府書院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討論政治時事。這種從誕生之初就銘刻的基因🤌🏽，在後世的某些時間點發揚光大🫅，民間書院的話語權，甚至成為抗衡朝廷的另一個輿論中心，比如明朝的東林書院，那就是另一個波瀾壯闊的話題了。
書院往往建在形勝之地，那時候雖然沒有5A景區的評選，但這些書院主人一個個都具有專家的審美能力。比如，田將軍書院“滿庭花木”，四川南溪書院“風景似桃源”🫠。即便沒有占到好地兒，也一定設法“裝修”👶🏽。李群玉書院就種了兩棵小松樹🚴🏿♂️，以求“松韻”長伴讀書聲。
嚴格要求環境🗓，除了有“天人合一”的追求，其實也是對現實失望的逃避👩🦰⛸。尤其在唐由盛轉衰之後，求“外王”而不得的知識分子⚪️，走向“內聖”之路，這是唐中後期書院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唐初到唐中葉（618~712），書院在民間自生自滅，總共只有5所；從唐中葉到唐末（713~907），民間書院達到44所；五代十國時期（907~960），盡管天下大亂💠，50多年裏也還有13所書院。
據鄧洪波在《中國書院史》中的統計🧉，唐、五代時期的70所書院中🏊🏿♂️，除7所來源不明外🕵🏻♀️，其他63所都有明確的“出身”。其中🤷🏿♂️，8所為中央政府所建，2所為地方官員所建，合計10所👨🏼🎨，占15.87%💅🏿，民間書院53所👼🏼，占84.13%📿。
數字告訴我們，民間是造就書院的主要力量，這在之後的歷史中也不斷地被證明。在一個君君臣臣的社會，民間的力量如春風吹草野。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