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1870-1937），字秉三，別號明誌閣主人、雙清居士👨🏽🚀🙆♀️，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實業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國務總理👖、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會長等職，創辦了《湘報》，著有《香山慈幼院組織大綱》等。
“因循貽誤此誰辜🌂，四十年來苟且圖。鄰國君臣猶惕厲🆑，中原文武尚模糊🫄🏻。支持四境無豪傑，痛哭三閭有大夫。欲脫儒冠隨李廣👵🏽，短衣匹馬射匈奴。”這首《書感》是民國總理熊希齡25歲所作。面對甲午慘敗，他胸懷激蕩👩🏻🍼，並由此對傳統的書院教育和整個中國的教育進行了反思🧑🏼⚕️。終其一生，熊希齡都從未放棄過對教育的關註。
熊希齡的傳統文化功底極深💅🏽。他20歲出頭就中了舉人🏃，不到30歲就中了進士，有了翰林學士的出身。但他卻不戀前途，成為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成員，還險些陪同“六君子”成為血灑長街的第七位“君子”🚨。之後，他又在民國政府擔任內閣總理🥊✣，而且開發錳礦，具有很強的經營實業的能力。可以說👨🦱，熊希齡不論專心從政還是經商🥎，都會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他卻在後半生棄政從教，把人生的許多心血放在了教育事業上🌭，將全部家產捐獻給慈善教育和平民教育事業🧎♀️➡️，還把自己的墓壙設在了香山慈幼院之畔♕。由此可見，他是矢誌與教育同生共死的🦹🏻♂️。
熊希齡很早就確立了教育的目的：“大為強國保種之謀🧀，小為育子克家之計🚭。”也就是說，教育要以救國為最高目標。因為面對中國“輸幣割地，刳肉飼虎”的危機，他曾心懷拯救中華的抱負，考察過西方國家的強盛之道✋🏻。在他看來，這些國家之所以富強，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創立了新型教育體製🥹，培養了大批能夠富國強兵的人才。因此🫠🧍♀️，他在擔任內閣總理時發表《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明確指出4️⃣：“抑立國大本💃🏿，首先整飭紀綱，齊肅民俗，司法與教育實其最要之樞機也。”而在“司法”和“教育”兩相比較之時🤳🏻，熊希齡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教育😋👧🏼。他認為“教育則更重”，是“國家百年之計”。而自身的開明®️，使得他在堅守“教育為立國大本”傳統觀念的同時🧑🏭，剔除了專製社會統治者賦予教育的“禦民”功能，客觀看待教育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故而，他希望教育能夠強國，能憑借培養人才改變中國積貧積弱、備受欺淩的狀況🐜；還希望教育能夠保種☘️，能夠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基因”，弘揚曾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之巔的中國精神。
因此，熊希齡在從事兒童教育時，把德育放在首位👏🏻，特別是把愛國主義教育放在首位。在他創辦的香山慈幼院🍑，所有學生無論年齡大小都會寫“國恥”二字。全院把每年5月9日定為“國恥日”🧩。在這一天，全院舉行儀式，由教師給學生講述近代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等種種事件😛，培養兒童知國恥和雪國恥的情感。為強化學生保家衛國的意識，香山慈幼院還開展了“童子軍”活動🤳🏽，凡是中、高年級的兒童都可以報名參加。童子軍有自己的製服，包括軍帽、軍服🧛、領巾🧍🏻♀️、運動鞋等🧒，訓練內容主要有列隊訓練、軍事體育👩🏽🦰🎓、軍事常識、野營等。1922年，當直奉戰爭爆發時，熊希齡從童子軍當中挑選優秀學生組成救援隊，奔赴前線🚐🦃，救援難民和傷兵。在愛國教育之余，熊希齡還把勤儉節約教育貫穿德育課的始終🔚，並把養成教育作為德育課的基本要求👩🏽🍼。
除去慈幼事業，熊希齡還非常重視職業教育。他不僅主持開辦湖南事務學堂等新式學校，為工商業輸送專業人才，而且采用務實的教學方式，加強對技術人員的培養力度。他本著造就健全人格和服務社會需要的宗旨⚈，開辦農科👨🏿🎓、織染科、金工科、陶工科👩🏼💼🧙🏼♀️、應用化學科、畜牧速成班、專工補習班等🪽，采取半工半學的形式，讓教學與實踐相得益彰，讓學生習得謀生技能💁🏿♀️。
為了矯治頑劣少年，熊希齡在當時罕見地創辦了感化院，只為“人心本善🛝，為堯舜，為盜跖👭，惟在於教育之當否”。感化教育重在“養成其人格🆚、廣開其生路🦻🏽🧘🏿♀️、尊重其人權”，使不良少年重新回歸正常社會💃🏽。感化院後來被歸並到司法部籌建的北京感化學校🍣。但是，熊希齡所領導的團隊始終在北京地區的感化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正是因為懷抱著慈悲為懷、強國保種的善念♟，熊希齡最後的日子是在抗戰前線度過的🤏🏽。他率領師生浴血奮戰👩🏻⚕️，不僅展現了作為教育家的榮光💃🏽，而且為後輩學子留下了效仿的榜樣。後人在追念其生平時，感念他對教育的貢獻，紛紛贊他👋🏼：“一生赤誠愛國盼中華振興𓀚，半世慈善辦學為民族育才🫃🏼。”
（作者單位系北京敬德書院）
來源：中國教師報
